第八章 重 庆
从成都到重庆，老李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票。K字头的慢车，要开四个多小时，但他不在乎。他需要时间，需要那种“咣当咣当”的节奏，来消化成都带给他的东西。
火车沿着成渝线一路东行，窗外的风景从成都平原慢慢变成了川东的丘陵。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隧道一个接一个，火车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反复切换，像一台老旧的放映机，一格一格地放着胶片。老李靠在窗边，手里握着酒壶，今天没喝酒，只是握着，金属的触感凉凉的，让他觉得踏实。
他在想重庆。确切地说，他在想巫山，在想那个叫庙堂乡的地方。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2007年，女儿李婉在厦门读大学，大四那年，带回来一个男朋友。小伙子叫陈志远，重庆巫山县人，个子不高，瘦瘦的，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看着挺斯文。老李和老伴对这个准女婿的第一印象不算差，但也不算好——不好不坏，需要再看看。
后来女儿陆陆续续说了陈志远家里的情况：父母都是农民，家在巫山县一个叫庙堂乡的地方，据说那是“重庆第一穷乡”，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2007年了，有的村子还不通公路，有的村民还住在土坯房里，有的孩子上学要翻两座山。
老李和老伴对视了一眼，什么都没说，但那一眼里面的意思，两个人都懂。
女儿是个聪明孩子，看懂了父母的眼神。她说：“爸，妈，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志远这个人很好，他靠自己考上了厦门大学，他靠奖学金和打工读完的大学，他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穷就自暴自弃。我觉得这样的人，比那些靠父母的富二代强一百倍。”
老李没有说话。老伴也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老李和老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老李，”老伴说，“你说那个地方，到底有多穷？”
“不知道。”老李说，“重庆第一穷乡，听着就不怎么样。”
“婉婉要是嫁过去……”
“谁说要嫁了？还早呢。”
“我看那姑娘是认真的。”
沉默了一会儿。老李说：“要不，我去看看？”
老伴翻过身来看着他：“你去？”
“对。我去一趟巫山，看看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样。如果真的穷得叮当响，咱们再想办法。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强。”
老伴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趟巫山之行，是老李这辈子最难忘的一次旅行，不是因为它美好，而是因为它艰苦得超出了他的想象。
从上海到重庆，飞机两个半小时。从重庆到巫山县城，大巴车开了整整一天，山路弯弯绕绕，老李晕车晕得七荤八素，吐了三次。到了巫山县城，他以为到了，结果一问，从县城到庙堂乡，还要坐三个小时的车，而且不是柏油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颠得他骨头都要散架了。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车只能开到乡政府所在地，而陈志远家的村子，从乡政府还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沿着山脊蜿蜒而上，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悬崖。
老李站在乡政府的院子里，看着那条伸向山上的小路，犹豫了很久。他膝盖不好，腰也不好，走两个小时的山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来。
但想到女儿，想到那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小伙子，他还是迈开了步子。
那段山路，老李走了三个半小时，是因为中间停下来歇了无数次。每走一段路，他就要扶着路边的石头或者树干喘半天气。山里的空气倒是好，带着草木的清香和泥土的潮气，但老李没有心情欣赏。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是什么鬼地方？21世纪了，还有人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终于到了陈志远的家。
那是几间土坯房，墙是用黄泥夯的，屋顶铺着石棉瓦，有些地方破了洞，用塑料布盖着。院子里养着几只鸡和一头猪，地上到处都是鸡粪，臭烘烘的。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发黄的棉被。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厨房里是土灶，烧柴火的，锅里煮着一锅红薯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
陈志远的父母站在门口迎接他。两个人都很瘦，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陈志远的父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母亲穿着一件碎花棉袄，领口和袖口都打着补丁。
他们很热情，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老李，一只杀了的老母鸡，一坛自酿的苞谷酒，一碗咸菜炒腊肉。吃饭的时候，陈志远的父亲不停地给老李夹菜，嘴里说着老李听不太懂的重庆话：“李大哥，你莫客气，当自己屋头。”
老李坐在那张歪歪斜斜的长板凳上，吃着咸得发苦的腊肉，喝着辣得烧喉咙的苞谷酒，心里五味杂陈。
他不是看不起穷人。他自己也是工人出身，小时候家里也不富裕。但他没想到，2007年了，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不通公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山泉水，用竹管接进家里的），没有像样的房子，没有像样的家具。这里的人，过的日子跟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
那天晚上，老李躺在陈志远让出来的那张木板床上，听着山风从屋顶的破洞里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响声，一夜没睡。
他在想，女儿要是嫁到这个家里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虽然陈志远读了大学，以后不会住在村里，但这个家是他的根，是甩不掉的包袱。以后养老、看病、盖房子、弟弟妹妹上学，哪一样不要钱？女儿嫁过去，就是嫁给了这一整个家庭的贫穷。
第二天一早，老李就告辞了。陈志远的父母挽留他多住几天，他说厂里有事，急着回去。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塞给陈志远的母亲，说：“嫂子，一点心意，给孩子们买点东西。”陈志远的母亲推辞了半天，最后红着眼眶收下了。
回去的路上，老李走得比来的时候还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心里沉甸甸的，像灌了铅。
回到上海，老李把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伴。
“那个地方，”他说，“是真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咱们想象不到的穷。土坯房，泥巴路，喝山泉水，烧柴火灶。他父母穿的衣裳都是打补丁的。”
老伴沉默了。沉默了很久。
“那婉婉……”
“婉婉喜欢他。”老李说。
“喜欢归喜欢，过日子是另外一回事。”
“我知道。”
两个人又沉默了。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都黑了。
最后，老伴说：“要不，劝劝婉婉，再考虑考虑？”
老李没有回答。他知道，女儿的性格像他，倔，认准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越反对，她越要坚持。你越是拿“穷”说事，她越会觉得你在看不起人。
果然，当老李和老伴小心翼翼地跟女儿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之后，女儿的反应比他们预想的还要激烈。
“爸，妈，你们去过他们家，你们看到了他们的穷，但你们看到了他们的人了吗？志远的爸爸六十二了，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干活，晚上天黑了才回来，他种地、喂猪、砍柴，一年到头不闲着。志远的妈妈身体不好，但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全拿出来招待你们。他们是穷，但他们不懒、不偷、不抢，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活着。这样的人，值得看不起吗？”
老李和老伴被女儿的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
后来，女儿和陈志远还是结了婚。老李和老伴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热烈地支持。婚礼是在上海办的，陈志远的父母从巫山赶来，穿着老李给买的新衣服，坐在酒席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但一直在笑，笑得真诚、憨厚、带着泥土的气息。
老李看着亲家公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握着筷子微微颤抖的样子，心里忽然酸了一下。他端起酒杯，走到亲家公面前，说：“亲家，辛苦了。”亲家公站起来，端着酒杯，手抖得更厉害了，嘴里说：“不辛苦不辛苦，李大哥，婉婉是好姑娘，我们志远有福气。”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那是老李最后一次见亲家公。后来的十几年里，女儿女婿在深圳安了家，生了孩子，忙得脚不沾地。老李去过深圳几次，亲家公亲家母也去过深圳几次，但时间总是错开的，像两条平行线，各自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再也没有交汇过。
有时候，老李会想起巫山，想起那个藏在深山里的庙堂乡，想起那几间土坯房，想起那条走了三个多小时的羊肠小道。他会想，那个地方现在怎么样了？还是那么穷吗？亲家公亲家母的身体还好吗？
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女儿。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那个地方是他心里的一道疤，他不想再去碰它。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老李坐在从成都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上，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他要去巫山，去庙堂乡，去看看亲家。
不是为了弥补什么，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想去看看。看看那个地方变了没有，看看那两位老人还好不好。十几年了，女儿女婿在深圳忙忙碌碌，亲家公亲家母在巫山默默无闻，两家人像两条河，从不同的源头流来，在某一个点交汇了一下，然后又各自流走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再回去一次，回到那个交汇点，看看那条河现在流到了哪里。
到了重庆，老李没有停留，直接去了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巫山的票。
这一次，路好走了很多。
从重庆到巫山，高速公路通了，四个小时就到了，不像十几年前，要在大巴车上颠簸一整天。到了巫山县城，老李惊讶地发现，县城变了一个样——高楼林立，街道宽敞，霓虹灯闪烁，跟他记忆中的那个灰扑扑的小县城完全不一样。
更让他惊讶的是，从县城到庙堂乡，竟然也有了公路。不是那种坑坑洼洼的土路，而是平整的柏油路，双车道，路边还种着行道树。他坐上一辆乡村公交，沿着这条崭新的公路，一路往山里开。
窗外的风景美得让他说不出话。
山还是那些山，但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十几年前，他看到的是荒凉，光秃秃的山坡，稀疏的庄稼，破旧的土坯房。现在，山坡上全是绿色的，树木葱茏，竹林摇曳，偶尔能看到一栋栋白墙青瓦的小楼，散落在山腰间，像一幅水墨画。
老李不敢认了。他问司机：“师傅，这是庙堂乡吗？”
司机笑了：“庙堂乡？早没啦！2013年就整乡搬迁了，现在叫庙堂社区。你以前来过？”
“来过。十几年前。”
“那你肯定认不出来了。”司机说，“以前那个庙堂乡，穷得很，山路不通，喝水都困难。后来政府搞扶贫，把整个乡都搬下来了，房子是新的，路是新的，学校也是新的。现在你看，这山上山下，全是退耕还林种的树，漂亮吧？”
老李点了点头。他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掠过的青山绿水，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
车在一个叫“庙堂社区”的地方停了。老李下了车，站在路边，四处张望。
这里已经不是一个村子了，而是一个小镇。一排排整齐的楼房，白墙青瓦，三层高，像城里的小别墅。楼下有超市、有卫生室、有文化活动中心，广场上有一群老太太在跳广场舞，音乐放得震天响。远处的山坡上，是一层层整齐的梯田，种着茶叶和果树，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老李站在那里，像做梦一样。他使劲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他掏出手机，按照女儿给的地址，找到了亲家的家。
那是一栋三层的小楼，门口贴着红对联，院子里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墙角堆着几袋化肥。院子旁边的菜地里，种着青菜、萝卜、蒜苗，绿油油的，长势喜人。一个老太太蹲在菜地里摘菜，动作麻利，手指在菜叶间翻飞，像在弹一架看不见的琴。
“嫂子？”老李试探地叫了一声。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他，然后愣住了。她把手里的菜放在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近了几步，仔细地看着老李的脸。
“你是……李大哥？”
“是我，嫂子。老李。李建国。”
老太太的嘴张大了，然后眼眶红了，然后笑了，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一朵被风吹开的菊花。
“哎呀！李大哥！你咋来了？快进屋快进屋！”她回头朝屋里喊，“老头子！老头子！你快出来！李大哥来了！上海的李大哥！”
亲家公从屋里出来了。他比十几年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走路稳稳当当的。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脚上是一双军绿色的解放鞋，鞋上沾着泥巴，大概是刚从地里回来。
他看见老李，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露出几颗不太整齐的牙齿。
“李大哥！稀客稀客！”他走上前，握住老李的手，握得很紧，老茧硌得老李的手有点疼。“十几年没见了！你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好准备准备！”
老李握着他的手，忽然觉得鼻子酸酸的。他说：“路过重庆，想着来看看你们。也没提前打招呼，怕给你们添麻烦。”
“添啥子麻烦嘛！你是自家人！”亲家公拉着他往屋里走，“快进屋坐，我给你泡茶。老婆子，你去杀只鸡，中午弄几个菜。”
“哎！”亲家母应了一声，擦擦手，往厨房去了。
老李跟着亲家公进了屋。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很宽敞，摆着一套布艺沙发，一台大屏幕电视，茶几上放着一盘橘子和一碟瓜子。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着“家和万事兴”五个字，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亲家公亲家母坐在前面，后面是女儿女婿和外孙，所有人都笑得很开心。
老李看着这张照片，心里忽然暖了一下。他想起十几年前来的时候，屋子还是土坯房，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地，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现在，一切都变了。
“亲家，”老李坐下来，接过亲家公递过来的茶，“你们这房子，是政府给盖的？”
“是啊！”亲家公坐在他对面，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眼睛亮亮的。“2013年，政府搞整乡搬迁，我们整个庙堂乡都搬下来了。每家每户补贴了钱，自己再添一点，盖了这栋楼。三室一厅，楼上楼下，水电全通，还装了宽带。你看到了吧？现在路也通了，车也通了，去县城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老李点了点头。他想起十几年前，从乡政府走到这个村子要两个小时的山路，现在，柏油路修到了家门口。
“地呢？还种地吗？”
“种！怎么不种？”亲家公笑了，“以前种地是为了活命，现在种地是图个乐子。山坡上的地都退耕还林了，政府给补贴。我们自己留了点菜地，种点青菜萝卜，够自己吃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用像以前那样拼命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指着远处的山坡说：“你看，那些茶树，是政府帮我们引进的品种，现在都开始采茶了。还有那些果树，枇杷、柑橘、脆李，都是好东西。每年果子熟了，就有车来收，不愁卖。”
老李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山坡上一层层整齐的梯田，茶树和果树交错种植，绿意盎然。远处的山顶上，白云缭绕，像一顶白色的帽子。这幅画面，跟十几年前那个荒凉贫瘠的庙堂乡，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嫂子身体怎么样？”老李问。
“好着呢！”亲家公拍了拍自己的腿，“我七十多了，她比我小两岁，身体都硬朗。每天早起去地里转转，下午跟老伙计们打打牌，晚上看会儿电视。日子过得舒坦。”
他顿了顿，又说：“李大哥，你不知道，我们以前那个日子啊……唉，不提了。那时候穷得叮当响，过年都吃不上肉。志远小时候，上学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冬天脚上冻得全是口子。那时候我们想，这孩子要是不读书，这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争气，考上了厦门大学，后来又去了深圳，娶了婉婉这么好的媳妇……”
他说到这儿，眼圈红了。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了：“你看我，说着说着就……”
老李拍了拍他的手背，没有说话。
中午，亲家母做了一桌子菜。酸菜鱼、辣子鸡、腊肉炒蒜薹、凉拌折耳根、青菜豆腐汤，满满当当摆了一桌。亲家公拿出一瓶酒，是当地酿的苞谷酒，说：“李大哥，你尝尝，这是我自己酿的，比城里的酒好喝。”
老李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是烈的，辣得他直咧嘴，但有一股粮食的甜香，回味悠长。他说：“好酒！”
亲家公笑了，笑得很开心：“来来来，吃菜吃菜。老婆子的手艺，你尝尝。”
老李夹了一块酸菜鱼，鱼肉鲜嫩，酸菜的酸味和辣椒的辣味融合得恰到好处，好吃得他差点把舌头吞下去。他又夹了一块腊肉，腊肉切得薄薄的，肥瘦相间，嚼在嘴里满口香。
“好吃！真好吃！”老李竖起大拇指。
亲家母坐在旁边，被夸得不好意思了，笑着说：“李大哥你莫夸了，就是家常菜，你多吃点。”
饭桌上，三个人说说笑笑，聊了很多。聊志远和婉婉在深圳的生活，聊外孙的学习，聊村里的变化，聊这几年的好日子。亲家公话多，亲家母话少，但两个人都笑得很多。那种笑不是客气的、应付的笑，而是从心底里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
老李看着他们，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什么叫“脱贫”。不是数字上的GDP增长了百分之几，不是人均收入翻了多少番，而是像亲家公亲家母这样，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眼里的光回来了，嘴里的笑声藏不住了。这才是真正的脱贫。脱的不光是经济的贫，更是是精神的贫，是尊严的贫，是希望和信心的贫。
吃完饭，亲家公带老李在村里转了转。他们走过一排排整齐的楼房，走过宽敞的文化广场，走过新建的幼儿园和卫生室。广场上，几个老头在下象棋，旁边围了一圈看热闹的；卫生室里，一个年轻的村医在给一位老太太量血压；幼儿园的操场上，一群孩子在玩游戏，笑声和叫声在山谷里回荡。
“李大哥，”亲家公站在一棵大榕树下，指着远处的山说，“你看到了吗？那边的山顶上，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老李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山顶上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残墙断壁，被绿色的植被半遮半掩着，像老人脸上的旧伤疤。
“以前的房子还在？”
“不在了，都拆了。就剩下几堵墙，算是留个念想。”亲家公看着那个方向，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不是怀念，也不是伤感，而是一种平静的、释然的、像看完了整部电影之后的满足。
“有时候，”他说，“我也会上去看看。站在以前屋门口的位置，看看现在的村子。以前站在上面往下看，看到的是一片荒山，几间破房子，心里堵得慌。现在站在上面往下看，看到的是青山绿水，白墙青瓦，心里敞亮了。”
他转过头，看着老李，笑了。“李大哥，当年你来的时候，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你不愿意婉婉嫁到我们这样的穷地方来，我们理解。换了我，我也不愿意。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不比你们上海差了吧？”
老李笑了，说：“不差。比上海好。上海可没有这么好的空气，没有这么绿的山，没有这么清的水。”
亲家公哈哈大笑，笑声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了一群飞鸟。
老李在庙堂社区住了两天。两天里，他跟亲家公一起爬山、下地、喝茶、聊天。他看到了亲家公的菜地，看到了山坡上的茶园和果园，看到了村里新建的加工厂和电商服务站。他甚至还跟着亲家母学了一手做腊肉的手艺，虽然他知道自己回上海以后大概不会真的去做，但他还是认真地学了，把每一个步骤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第二天傍晚，老李和亲家公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喝着茶，看着夕阳慢慢落下山去。天边的云被染成了金红色，一层一层的，像鱼鳞，像羽毛，像一幅巨大的油画。远处的山峦在暮色中变成了深蓝色，轮廓模糊了，像水墨画里晕开的墨。
“亲家，”老李忽然说，“谢谢你。”
亲家公愣了一下：“谢我啥子？”
“谢谢你把志远培养得那么好。谢谢你让婉婉嫁到了一个好人家。谢谢你……”他顿了顿，说，“谢谢你们，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亲家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端起茶杯，跟老李碰了一下。“李大哥，该说谢谢的是我们。谢谢你培养了婉婉这么好的闺女，谢谢你不嫌弃我们家穷，谢谢你这十几年一直记着我们。”
两个人对坐着，喝茶，看夕阳，没有再说话。有些话，不需要说太多。就像这杯茶，淡淡的，但回味是甜的。
第三天一早，老李要走了。亲家公亲家母送他到村口，亲家母塞给他一大袋子土特产，腊肉、香肠、干辣椒、干笋子、红薯粉条，满满当当的一大袋，沉甸甸的。
“李大哥，你带着，回上海慢慢吃。”亲家母说。
老李推辞了一下，但亲家母执意要给，他就收下了。他知道，这不是一袋土特产，这是一份心意，一份沉甸甸的、暖烘烘的心意。
“亲家，嫂子，保重身体。”老李握了握亲家公的手，又握了握亲家母的手。“下次我带婉婉和志远一起来。”
“好！好！”亲家公笑着，眼眶红了。“你们来，我再给你杀鸡，给你酿苞谷酒。”
老李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他们挥手。亲家公和亲家母站在村口，也朝他挥手。两个老人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两个小小的点，融进了青山绿水的背景里。
车开了。窗外的风景又开始变化了。茶园、果园、梯田、楼房，一格一格地从窗前掠过，像一部电影的快进镜头。老李靠在椅背上，手里握着那个沉甸甸的塑料袋，心里暖洋洋的。
他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走在那条羊肠小道上，心里想的全是“这个地方太穷了，不能让女儿嫁过来”。现在，坐在崭新的乡村公交上，看着窗外如画的风景，他心里想的全是“这个地方真好，真美，真值得”。
他摸了摸内袋里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道：
“重庆——人间奇迹。穷了一辈子的地方，也有开花的一天。”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又加了一句：
“人也是一样。老了不可怕，穷了不可怕，怕的是心死了。心不死，日子就能活过来。”（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