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借并不是任意的照搬，而是作者在构思中根据主题的需要和人物性格的特点所作合理的艺术处理。

转借既是一种艺术的缀合，又是对来自生活的题材的一种再创造。正如鲁迅所说，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象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致徐懋庸》)

有经验的作家都很善于转借别处的材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表现深刻的主题。他们从不违背生活的规律作主观的编造，而总是遵循生活规律把客观景物、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

比方说，洞庭湖和太湖、鄱阳湖都是江南名湖，其间的自然景色都有共同之点，所以范仲淹才能把洞庭湖的风光渲染得逼真传神。罗贯中把刘备鞭打督邮让张飞来干了这事，我们仍然感到很真实，因为性情莽撞、嫉恶如仇的张飞完全可能作出这样的事来。罗贯中把孙权“受箭”改成孔明“借箭”，突出了孔明的性格特征，完全符合诸葛亮性格的逻辑发展，也完全符合人物创造的典型化的原则。

可见，作家转借别处题材应符合生活逻辑的“预言”，所谓“艺术的真实并非历史的真实”，也许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