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过年，我都至少要哭一次，不是看完春晚关了电视后，就是某个走完亲戚的夜晚。躲避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入生活，而回乡，则成了现实的转换键，在两种状态的夹缝中质问着自己。
1
我在北京读书快5年了，像一个决意要斩断来处，在社会上进行自我教育的人一样，我吸收了北京这个城市层次饱满的体验。作为仅在闭塞环境里只顾埋头读书的以前的我，第一次去咖啡厅第一次去电影院，包括第一次有了完整的男朋友，都是在这个全新的城市实现的。
从北京到西安，再换车到我居住的小城市，一共是988公里。每年过年我都必要往返于这两个地点，西站成了生活的传送门。北京西站给我最深的符号记忆就是大风。拎着箱子从地铁里的电梯上出来，风顺着隧道逆向吹来，播音声汽车声叫喊声夹杂在其中。西站像是建在风上的，在其上飘荡着的，是人群。
“哥，你还回来吗？”坐在回乡车上，我发了这条消息。表哥是姨妈家的孩子，在农村生活，从小，每到放假我就会回村，基本上我是和表哥一起长大的。这辆车，经过河南以后就没剩几个人了，天已经黑了，十点多才能到西安。
很久，我都没收到回复。表哥大我三岁，现在在江苏一家电子厂上班，自从他高考落榜之后，我们的日常联系就少了，他干流水线有7年了。姨妈家的三个孩子，只有表哥上了高中，大哥初中没念完就去村里的花炮厂上班了，20岁那年结了婚。大姐远嫁，已经有了两个小孩。他们都从我少年的玩伴瞬间转换，进入了生活。
“要是复读再考不上那咋弄呢嘛？”出成绩之后，姨妈这样问表哥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不知道他的回答，只听家里人说表哥没填志愿就去了江苏。那年暑假，我没见着他。
“妹妹，哥今年不回来了。”手机响了，是表哥发来的，我瞅了眼表，九点半。他说刚吃完饭，一会儿收拾一下要上夜班。表哥工作后，我就只有过年才能见到他了，也只是一两天的时间。我们像小时候一样，避开亲戚，走在乡野的田地里。平常翻表哥的朋友圈，还保留着他学生时代的气质，常写一些奇怪的话。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便会安心，即使和村里的孩子走上了一样的路，表哥依然没有离我太远。
我在北京一个人呆着无聊时，总喜欢交些朋友，常去收集身边各种各样的个性。过年遇到表哥，我总刻意地拣些稀奇古怪的部分给他讲，裸模摄影师是什么样的，中年男人的哈雷摩托车队喜欢去哪里……带着说服他的恐慌，我有意无意地要抓住短暂的时间，在表哥面前展现另一个世界，我想央求他，不要被眼前的生活带走了。
去年过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的结果出来了，家里人都很开心，表哥也一样，但他的开心后总有着某种悲伤。家人年年催婚，对于一个农村男孩，25岁还没结婚已经算是很晚了。在我眼里表哥那些没有逝去的部分反而成了他生活的阻碍。
人少的时候，表哥对我说，他不想再干流水线了，已经7年了，得找个能积淀下来的工作了。
我忐忑地问：“有什么打算？”
表哥思考了一会儿：“我在想是去干手机维修，贴膜？还是学着给人剪头发？”我愣住了。
接着，表哥仔细分析每个选择的利弊，但我已经没法听进去了。我的表哥和以前带我打野鸡，坐在床边和我畅想未来的表哥看上去没有区别。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人生抉择，是要去给手机贴膜还是要去学剪头发。
给手机贴膜有啥不好的？比你挣得多。我妈说我矫情。的确如此，即使顶着硕士毕业的凭证，作为一个没有技术能力的文科生，依然面临极大的工作焦虑。我难过的是自己被叫醒了，我以为的一起同行，其实已经走了岔路。
车窗外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握着手机。看来今年，表哥也没做好决定。一年又要过去了。
2
后来我明白，我回乡的一切感受只不过是表哥事件的循环，是它的复制和倒影。
乡下过年有一种别样的热闹劲儿，像是接连不断抖搂新花样的节目，会面的开场是院子，重头在炕床。
按习俗，初二要回娘家。
“爸！”先是我妈喊。“爸。”再是我爸喊。“外公。”最后是我。这几声里往往只有我妈喊的那句，外公才能真正听见。外公耳朵极背，出于某种羞涩，我总没法大声喊着说话。这时候，便只能忙着把礼品箱子往房间里拎，试图避免局促。在外公眼里，我可能还是小时候那个需要区别对待的城里娃。
外公已经八十多岁了，独居在农村院落，在村里，这样的老人很多。
“看我娃长得高的。”外公对我说，他的眼睛因为皮肤松懈耷拉了下来，从三角形里面漏出混沌的光。“我已经不长了。”我知道我说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见，只好尽力将表情做得夸张，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表达否定意思的时候使劲摇头。
外公蹲在后院，在太阳底下晾晒旱烟叶。我坐在旁边。我试图问他身体是否还好，但从嘴里说出来的书面普通话和正常的音量，在外公眼里看来，只是我活动了几下嘴唇而已。“一年没见了，也不跟你外公说说话？”在厨房忙活的我妈冲我喊。
外公站了起来，活动活动了腿，拿了凳子也坐下来。我们两个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坐在太阳下。过会儿，“现在念几年级了？”我用手比划了一个一，放弃了发出声音，用口型做出了一年级的意思。“奥！”外公应了一声。在我考上大学那年我妈请客招待亲戚，外公非说他要到村口放炮。“还要再上几年？”外公又问。这样的对话每年都要进行，不知道我比划的高中一年级和研究生一年级，同样的姿势，在外公那里是否有着时间流逝的差异。我们又没有说话了，外公点起了他的旱烟，长长的一个烟斗，烟缓慢地飘散出来。
不过这样的宁静不会持续多久，我的自责与歉意很快就会被声音打破。
“爸！”“舅！”“大姐！”前门里出现了几个人影，屋里所有人都站起来往前迎去。大家在院里相遇。
“撒时候回来的？”“你哥骑电动车带的我连娃。”“来，还认识额不？叫姨抱！”“买撒呢，拿这么多东西干撒！”
开场白都是这样进行的，姨妈和大伯抱着鸡蛋牛奶，大姐怀里是她的宝贝儿子，女儿拉着姐夫的手。村里人说话特有的洪亮嗓音立马充盈了房子。大姐把我一抱，她身上的香水味扑向我的面颊。
“冷哇哇地，来，把电褥子一插，到房子里去。”
总有人要说这一句，随后在院子里站着说了一会儿话的大家就跟着往房间里走。大姐和姐夫把买的礼品摆在柜子上，分家了以后一直跟着外公过的舅舅这时候相当于男主人，他从抽屉里掏出瓜子花生糖，倒在盒里摆到床上，又抓出一把塞给大姐的两个小孩儿。先上炕的都是女的，把鞋一脱，一床大被子一展盖住了每个人的腿。“额不上额不上。”舅舅和大伯先是这么说，拿板凳坐在地上，等聊到后面的时候才起兴地跟大家一起上炕。我坐在床的里面，不知道碰的是谁的脚。
炕上的话题似乎总是切近最本质的生活。哪个亲戚生病住院，谁家的老人去世了，舅舅开的饭馆倒闭了，大姐在外做生意挣了多少钱。姨妈车祸后的腿恢复得如何了，哥哥的婚事到底打算怎么处理。
每个人都为别人的困难出谋划策，发表观点。说着说着不知道怎么，姨妈哭了，舅舅拍着姨妈的背。“额姐呀，你这别难过了。”大家握着姨妈的手，说两句宽心话。姨妈好像真的受了鼓舞，又笑了起来。中心的悲伤会按顺序落在每个人身上，谈到舅舅饭馆拆迁的时候，舅舅又是一脸沉默，大家便又安慰他。一阵短暂的停顿后，总又会回归积极阳光，话题不断转换。我只在旁边专心听着，有时大姐问我：“在学校过得咋样？”
我不合时宜地想起老师上课讲的人类的未来，想起来大家在宿舍里讨论的哪个男孩子好，想起我夜晚睡不着时质问的活着的意义。
我说挺好的，不忙。大家对我的关照一直停留在让我吃好，不要太累。现在偶尔会提一下找男朋友。家人说的时候我就听着，觉得自己被生活紧紧包裹着，但突然某一下会胃里收缩，发现压着我的是轻，压着家里人的是重。
小孩子跑来跑去，前前后后地喊叫，大家在炕上抱着盒子嗑瓜子，瓜子花生皮扔了一地。聊到中午的时候，舅舅说，“来，让我给咱做饭。”大家便开始下床，我也穿了鞋，脚踩在花生皮上发出脆生生的响，我捏了一下小孩子的脸，外甥女扑在我怀里。
随后便是上席吃饭，先是凉菜，再是热菜，最后是臊子面。一些远房亲戚会赶着临近吃饭的时候再到，支两个矮的八仙桌，在院里摆上一圈板凳。人到的最满，我不认识的人最多。
3
在学校听老师讲社会问题，或者在宿舍和同学聊新闻事件，我会忘记我的家乡。但说着说着，又会猛地意识到，农村养老问题对应的是我一辈子没怎么出过村子的外公，转移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是我舅舅的面馆。在天桥上走着的时候，看到了推着车卖数据线和手机壳的商贩，我会偶然闪过小时候和我一起偷柿子吃的表哥的面影。有时候，正在咖啡厅里坐着，明亮的装饰让我又想到永远没有去过咖啡厅，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去咖啡厅的我的姨妈。
但这种状态并不会持续太久，它像是我过年回乡的某种遗留反应。对于村里的人来说，我是一个神秘的去了高处的人，甚至于有时舅舅和我说话，也会带着某种害羞。在这种默许的高处状态里，我总觉得自己背叛了家乡，有义务要把这些归还回来。过年回家，和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在脑海里偶尔幻想，以后挣了钱，要给姨妈买什么，要带外公去哪里玩，甚至更夸张地构想，能给村子里建个养老院就好了，能有个活动娱乐的地方就好了。这种幻想会暂时平缓现在生活的焦灼，带来一些安慰的宁静。
见的人多了起来，我逐渐意识到许多痛苦与不忍都来自差异。差异就是区隔。有这样生活的人，就有那样生活的人，不管这些人们的生活是否快乐，仅就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便会浮起忧伤。况且有时，这不同根植在你最亲近的人身上。
不过另一方面，回乡又以一种奇异的不相关方式给我的生活注入了勇气。家人聊的内容并不是我的现状，但这种围在一起消解痛苦彼此安慰的方式令人感召。翻篇过年，明天更好。
4
长大以后就不和爸妈睡在一起了，但每年过年回家条件有限，黑夜里，我和妈妈挤在一张床上。我能闻到她头发里洗发水的味道。睡不着，睁着眼睛，窗外的路灯将树影投在了墙壁上。生活就是这样的，我想。但下一秒又禁不住掉下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