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近代史可被视为一场争取民族与国家独立、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国家崛起史，也是我们中华儿女经过艰难转型获得自由、解放与和平的奋斗史。这段历史太长、又太繁复，广袤的中华大地各处都时刻发生着反侵略、反封建的起义、改革和革命。
本书作者从三元里事件入手，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民间广泛的排外情绪，以及官府、绅士和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在三元里地区，英国侵略者挖坟掘墓、侮辱妇女的行为触及了老百姓“孝、义”的道德底线，两万五千名农民参与了这场反英侵略事件。
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农民自发的行为，不如说这是在长期团练基础上，在绅士们谨慎且得到准许的领导下形成的一次反抗活动。而广东省自身具有一种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广州城周围分布着众多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他们彼此间存在着集团意识上的“种族区别”，但当面对英军时，他们又自然地形成一个整体，洋人成为相对于他们的共同“他者”。这些民间团体的势力在反洋运动中逐渐扩张，且得到官方暗中支持，为广州日后社会政治形态的割据局势埋下伏笔。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团练逐渐成为官方许可的存在。绅士们支持，因为他们需要保护农村地区不受土匪等的侵扰；其次，在八旗军队惨败于鸦片战争之后，他们需要团练来保卫广州城不受洋人侵扰。而广东地方政府也需要团练，这不仅是民心所向，也能补给军队调动的不足。
不过，团练“合法化”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拒绝英国人入城成为影响广东政治走向的首要要素。地方政府夹在在民间团体、老百姓与英国人之间，左右为难。作为签署《南京条约》中中方代表之一的耆英需要考虑，如何同时取悦英国人又安抚广州人。
1848年，徐广缙接替了耆英做钦差大臣，首肯了团练，以民众排外情绪高涨为由拒绝了英军一再坚持的入城要求。这是19世纪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但却为日后团练的进一步发展、地方势力扩张、英法联军二次入侵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埋下了一颗炸弹。
借用作者的话：十九世纪的广东社会，是各种互相关联的组织的复杂混合体。团练、公行、秘密社会、绅士委员会、海盗帮、“公所”以及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在乱世中浮沉。
广东地区的人口增长给土地与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压力，许多无地农民成为流动劳动力和移民，而军费开支以及财政收入变相成为绅士的负担，当国家想蠲免税收以获得民众支持，却被广东官方隐匿而继续加持税收时，官民之间的冲突更加表面化，加之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城市社会混乱、乡村贫困、团练流行且秘密社会活动复活，这一切都加剧了广州城的社会危机，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反清活动随之也更加频繁。
与此同时，为了平息叛乱，广东地方政府开始了清洗活动。失去了地方政府保护的绅士变成了农民的上层寄生阶级。社会平衡被打破、社会分裂加剧，革命几乎一触即发。
“亚罗”号事件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远征军联合行动，进攻中华帝国。面对战争，地方政府继续向绅士和平民索要捐款，最终引起了“忠义”绅士们的厌烦。当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时任总督的叶名琛拒绝投降，在仓皇逃跑之时被联军捕获，而继任巡抚柏贵也成了联军的傀儡。
但咸丰皇帝却密谕批准地方官协调团练活动以对抗联军，当地高级团练大臣们也计划将联军赶出广州城。然而在联军的次次重攻之下，团练失败了、皇帝妥协了、农民甚至认可外国人作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在广州城上建立起来的请政府与联军统治这双重政府体系，在广东全省都投下了外国人统治的政治阴影。待到1860年，两广总督重新穿上朝服，旧秩序开始恢复，联军也撤离了广州。
书从英军入侵开始，到联军撤军为止，但本书讲到结尾却对于1861年英法联军为何撤军的着墨不多，这点令我有些不解。而撤军之后，广东地区的管理与统治又会发生怎样的撕裂，民众生活与社会形态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未来广东地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又会怎样继续近代化进程的脚步，这一系列问题倒不是本书内容上的问题，笔者认为倒是可被视为本书留给读者未完待续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