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同和尚贤是墨家管理哲学的两个基本原则。尚同,即上下一致的集体主义原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所说的团队精神、共识式的管理模式;尚贤,即推举贤才、重用有能力并同时具备相应的职业操守的人,也就是现代管理中重视人才的人事管理原则。

墨子在《鲁问》篇中说：“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昏乱之际，就向国君宣传“尚贤”、“尚同”的重要意义。当前形势下，各行各业在信息互联网思潮和国际经济环境低迷影响的冲击下，不由自主的选择转型和升级之路，靠什么来驱动并支撑转型和升级呢，首先是企业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同时更重要的还需要一支有强大执行力的团队，来落实企业的战略规划。

如何组建一支有执行力的管理团队呢，我们可以从两千多年前墨家的思想中找到启发。墨家的尚贤思想对于现代企业任用、选拔人才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春秋初、中期，世袭贵族的统治占主要地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建筑在宗族血缘关系上，君臣关系、主臣关系，只是宗族血缘关系的扩大。富贵一体，贫贱亦一体。富贵与贫贱是与生俱来的。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这个时期只有“亲亲”而不论尊贤。所谓“周道亲亲”，说的就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作为人与人交往的主要依据。春秋末期，世袭贵族宗法制度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当时各诸侯国政局动荡，政治昏暗，世袭贵族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开始招纳人才。而当时的手工业者、小私有者，由于生产的发展，在经济上逐渐取得更多的独立地位。这一变化，在墨子的时代，表现在“士”的地位提高，随着这个阶层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们的自由度也越来越高，他们要求过问政治的意愿也愈发强烈。这就是“尚贤”思维产生最初的土壤。而墨子提出的：“农与工肆之人”，只要贤能有才，也可以参加政治。这种思想和要求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空想，在当时的社会客观情况下已经有了可实现的基础。

在当今时代，人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纵观现今世界，没有一个不重视人才的企业能够取得卓越的成绩.近几年,我国企业界也开始不断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然而我们的“以人为本” 是以强调怎样管理人,用好人为目标的。与西方卓越企业的人才观大相径庭.卓越企业尊重人才,识别人才,招纳人才、运用人才是这些企业得以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早在墨子之前的孔子时代就已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当时，世袭贵族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需要找一些干练的、有能力统治人民的人来协助他们的统治。最初选拔的“贤才”绝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失势的、被压抑的世袭贵族中间选拔。到春秋末期，开始真正选拔那些非世袭贵族出身的“贤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意思形态的变化，一些国家的君主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招募选用人才，有的君主或贵族将有用的人才供养起来，以备需要的时候使用，这称之为“养士”。当时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以好养士而名扬天下的。《战国策》中提到的冯谖就是孟尝君门下著名的食客，而有些国君甚至将别国的贤才委以本国重任，称之为“客卿”。楚国的李斯就是秦国的客卿，在秦国统一六国后担任了秦国的丞相。而商鞅变法时代崇尚“军功”的思维也体现了那个时期的用人观，和现代企业考核用人中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汉代武帝时代开始的察举和征辟制度经过数百年演变最终演变成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才选用思维的不断变化，通过“用亲”逐渐向“用贤”转变，用人观也越来越客观和广泛，直到演变为现代高考制度的实行和专业职称的考试制度，都是选用人才理念不断变化进步的表现。

墨子提出“尚贤”的主张，在当时对于世袭贵族的等级特权，在客观上起着瓦解的作用。墨子说，“求国家之富、人民之利、刑政之治”，只有“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他认为要使国家得治，首先在于网罗贤才，重用贤才。墨子在《尚贤上》中言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对于现代企业目前正处在的高速发展阶段，适用的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和推动力，著名企业华为公司，如今成为了让世界超级大国美国都为之忌惮而国人却为之骄傲的民族企业，企业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一个投资两万一千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年营业额6000多亿的大企业，任正非靠的就是他所坚定推行的全员人才价值观，就是把企业中选用的可用之才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华为现今有六万名以上的员工成为了企业的股东。通过这种举措充分和全面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把企业中常态的被动管理模式变成了主动管理模式，正所谓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尚贤和尚同的理想在华为企业的管理理念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墨子还主张用提高贤士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来召纳天下的贤士，使他们有参与政权的机会。他提出为贤士寻找政治出路的主张，具体地说，就是为那些部分代表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利益的“士”开辟政治道路。在古代所谓的“贤士”就是符合墨儒道德标准的人。如《尚贤下》说：“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那种业务精通，善于沟通协作，同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尚的职业操守的人。

墨子不但提出贤士的标准，而且提出具体选拔贤士的具体办法。他说：“故古之圣王甚尊尚贤而任贤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在这里正式提出了改革世袭贵族制度的要求，只有对“贤者”，才可以“富而贵之”，只有对“不肖者废之”，才可以“贫而贱之”。贤者为官长，不贤者为徒役。这和西方现代企业管理中以能力和实绩考核标准，作为企业管理者升职晋薪的唯一依据是一样的道理。而在过去，只有富贵者才能任官长，贫贱者只能当徒役。在墨子的“尚贤”主张中，同时还提出初步的法治思想，给后来的法家韩非提供了思想条件的基础。他在《尚贤中》说：“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这和现代企业管理思维中推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各司其职，明确管理职责的管理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现代企业管理中很重要的环节是绩效的考核，但它也是一柄双刃剑，用之不当反则反受其害，所以在管理实施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考核的公正性、透明性和客观性，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合理的考核方案。墨子在《尚贤上》中谈到：“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对我们的管理行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古人在提倡尚贤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尚同的协作原则，　“尚同”是“尚贤”的基础。“尚”和“上”有时候通用，“尚同”就是“上同”。在企业管理中为管理团队思想高度统一，理解并严格执行企业的战略规划，工作中步调一致，齐心协力的表现，这也是现代企业中尤为重视的团队合作精神的精致阐述。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尚同有一些盲目迷信的趋向，我们对于古人的思想应该以扬弃的精神，本着客观，联系和变化的原则来看待，汲取其中营养，古为今用，不偏不倚。

如此，这才是写这篇文章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