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观点的重要性
人的两大特点
文化的重要性是由人类的两大特点决定的：
人是一种先天缺失本能和本质的生物，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
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并无固定的本能和本质。自然界中的大部分生物都具有某些本能，它们靠这种本能而生存。但人类比较特殊，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似乎没有明确的本能。
这种本能缺失是怎么来的呢？从总体来说，人类进化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直立行走，二是脑容量不断增大。但这两个进化方向是有矛盾的。直立行走要求人的盆骨不断变窄，但脑容量不断增大意味着新生儿的块头越来越大，这就很容易导致新生儿难产。因此人类的进化只得做出某种妥协，那就是让人类普遍早产。在生物学上，成年个体与新生个体的脑容量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像人类成年人的脑容量平均是1500毫升左右，那人类新生儿的预期脑容量应是700毫升左右。为孕育这样的新生儿，需要21个月，但我们知道，现如今的人类是“十月怀胎”，人类新生儿的脑容量平均只有350毫升，只有预期容量的一半，这是因为700毫升这么大的脑容量对于需直立行走的人类女性来说根本生不下来，只能早产。所以，人类基本都是早产儿。
这就导致人类的新生儿是不健全的，器官发育不够成熟，四肢也不灵活，并且除了长相，在其他方面看不出是个人，很多人之为人的属性和技能都不具备，如直立行走（连爬行都困难）、语言能力。这种不健全导致一个奇妙的结果：因为人类新生儿啥也不会，啥也不是，所以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可以适应别的成长方式，如果将其一出生就放到狼群里，那长大后就会成为狼孩，但假如是将一头猪仔放到狼群里，它也不可能成为狼，具有狼的习性，因为它一出生就是较为完全的，只要出生时是猪，就永远都是猪，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先天的缺失、先天的无规定使人类可以被塑造为任何东西。那人类的先天缺失由谁填补呢？只能靠后天的教化、培养，也就是文而化之——文化。人是有时间意识、死亡意识的生物，人类活着的时候便清楚地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向死亡。这导致了一个很困难的哲学问题：既然人很清楚迟早会死，那为何还要活着呢？生活的意义何在？
生活本身充满艰难，更不幸的是，死亡是抹去一切的，“死后方知万事休”。这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所以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生活不只是单纯地活着，还需要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又明知终有一死，活着便是没有必要的。这使人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寻找生活的意义，寻找意义世界。那这个意义来自哪里呢？什么能帮助人类找寻生活的意义？也来自于文化。
文化的重要性的梳理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文化首先将人由“先天的无”，变为“后天的有”，又将单纯的有变为“有意义”，最终使人类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存在。因此，文化对人的作用是基础的、根本的，理解人类的许多行为应从文化中寻找答案，也就是从人文的观点看待问题。这里的人文观点不是从学科分化的角度，从所谓文史哲学科的角度看待问题，而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问题。
中国文化
熟人文化
中国的文明是农耕文明，构成农耕文明的主体是农民，不同于游牧文明的牧民，大部分农民过着定居的生活，除了遇到战乱、自然灾害，农民不需要为了耕种而四处迁徙，且其耕作使用的生产资料普遍笨重，也不方便迁徙。人们的活动范围不大，导致每天打交道的都是熟人，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一种熟人文化。
事实上，也不存在绝对的生人，这从我们的语言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称呼所谓的陌生人时，经常使用“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等称呼，而这都是我们对熟悉的亲人的称呼。
从这种语言上的无意识也能看出来，熟人文化的基础是亲人、是血亲关系，并将亲人、血缘血亲推广，对于非血缘关系，按与其相似的、同构的血缘关系加以对待，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上文中对陌生人的亲人化称呼。
中国文化的社会秩序
血亲关系具有以年龄、辈分、亲疏为基础的天生的等级性，这种性质可以也非常适合作为社会秩序，因此我们的社会秩序是围绕血亲关系构建的。我们中国人描述社会秩序的词是“伦理”，“伦”便是辈的意思，“伦理”即是关于辈分的道理。
中国文化的理想人性
血亲关系及其衍生出的其他关系的稳定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如父子之孝、兄弟之悌、朋友之信、君臣之忠等，所以中国文化最注重的人的品性便是对与相应关系的人实行相应的爱，也便是儒家所讲的“仁”。
中国文化中的集体意识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整个社会，是一张由血亲及其延伸的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大网，每个人都是网中的结点。因此，人与人之间有强烈的依存关系，且个人的价值和存在意义正是通过承担依存关系所赋予的责任、通过他人对自己的依赖来体现（如当一个人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来讲，他被孩子需要着，其价值和存在意义便是承担抚养、管教自己孩子的责任），这样一旦离开了其他人、离开了集体，其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就几乎消失了，也即是没有了集体便没有了个人，没有了集体，个体本身就没有了存在价值。因此，中国文化是非常注重集体意识的。
这从我们的家国同构、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等观点也可以看出来。
西方文化
生人文化
现今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这两个文明基本都以较强的人口流动为一重要特点。像古希腊人本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后代，在迁徙到爱琴海地区后，因土地较为贫瘠，也始终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
古希腊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南部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非常适宜橄榄、葡萄的生长，因此古希腊人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非常受周边地区国家的欢迎。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发展出了发达的海洋文化、商贸文化。在贸易过程中，其人口的流动性和活动范围很大，接触得往往都是生人，与古代中国的熟人文化相比，这是一种生人文化。
西方文化的社会秩序
在以生人为主、有大量贸易的社会中，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呢？西方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契约文化，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契约维持社会秩序。这也是西方世界契约精神的源起。
从这种意义上看，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便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圣经》中的故事便是人类破坏这种契约，又重新制定契约，再重新遵守契约的故事。
西方文化的理想人性
从根本上说，一种文化的理想人性是由这种文化确定的社会秩序决定的，也即最能稳定某种文化确定的社会秩序的人性，就是该种文化的理想人性。
中国文化确定的社会秩序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及其推广关系的，其理想人性是儒家所说的“仁”。那在西方社会靠发达的契约精神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背景下，什么又是其理想人性呢？
契约能够实现的关键一点是：制定和签署契约的人都是自主的、能承担责任的独立个体。试想，若人们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听命于别人，说话不算数，那签定契约也就毫无意义。
若将这一切概括为两个字，那就是：自由。像电影《勇敢的心》最后，主人公高呼“Freedom”的镜头就是对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