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很有爱的故事，于是将其改成小说。
北方的冬天冷得很，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肉。
我和母亲住的那间房子只有四十平米，走廊窄得像根烟卷，要是两个人在那儿错身，得侧着身子吸着肚子才能过去，仿佛这辈子都别想挤进第三个人。
两年前父母离了婚，那个年代的女人找工作难如登天，母亲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工厂，从此就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根本没多少时间管我。
临近放学，外面飘着雪，我坐在教室里往外看。校门口稀稀拉拉地站着些人，停着三四辆自行车，大多人就那么戳在那儿，像几根冻硬的木头。我心里那点期待像火苗似的，明明知道母亲在上班，根本腾不出空来，可还是忍不住往人群里钻。我羡慕那些被接走的小孩，羡慕他们能钻进大人的大衣里。但母亲从小就教我，男子汉要坚强，所以我把羡慕咽进肚子里，烂在那儿，谁也不说。
那天没下雪，母亲带回来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个男孩，那年他十九岁，还是个杀猪的。
杀猪这行当，听着凶，其实赚得不多。他每天凌晨就得起来忙活，满身的血腥味，中午推着车去集市。那时候的钱很实沉，但他数都不数，一沓沓皱皱巴巴的票子，带着体温和猪油味，全塞进我母亲手里。
从那天起，放学门口多了一个人。
他留着寸头，头皮泛青，脸被日头晒得像块黑炭。明明是干粗活的，却总爱穿件白色汗衫，裹在干瘦的身子骨上，显得有些滑稽。但就是这副干瘦的身板，像根顶梁柱似的，把我们这摇摇欲坠的家撑了两年。
那两年里，我犯了错，母亲扬起巴掌要打，他总是第一时间挡在我身前。他身上那股子还没散去的猪血腥味熏得我鼻子发酸，他却用那口生硬的东北话喊：“别打小孩儿，多大点事儿啊。”
他想让我叫他“爸爸”。为了这一声，他像个讨赏的孩子，拼命满足我的愿望。
我想要零食，他买；我想要玩具，他买。那时候，一百块钱的衣服对我们来说是天价，我长那么大从没穿过。有一天放学，他硬是塞给我一件，料子滑溜溜的。我没叫，他也不恼，只是嘿嘿地笑，牙齿在黑脸上显得很白。
好景不长，人这辈子，有时候就是这样，刚刚觉得日子有点盼头了，老天爷就喜欢来这么一下。
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透，他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掉漆的小三轮出去了。不知是太困了，还是路面结了冰，那辆三轮车直直地撞向了一个老奶奶。
那家人来得很快，气势汹汹，张口就要钱，不给钱就报警，说要判他几年刑。他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吓得脸都白了，像张纸。他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把攒了多年的积蓄全翻了出来，那是用无数个日夜的血汗换来的钱，一张张铺开在桌上，还是不够。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没有笑容。
母亲叹了口气，让他走，去找他家里人。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为了跟我母亲在一起，他早就跟家里闹翻了，断了联系。
他坐在床边，低着头，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他其实也只是个孩子。他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走了，去找那个他曾经决裂的家。
过了几天，他回来了。
他说家里人帮他把钱赔了，没事了，以后还能在一起过。
可母亲却变了卦。母亲是个倔脾气，觉得这债背得太重，心里不踏实。
他没再争辩，默默地收拾东西走了。家里又变回了两个人。
但他没断了对我的好。
他还是会偷偷来学校，塞给我一把糖，或者几包牛肉干。直到最后一次见他。
那时候流行一种“步步高”点读机，要两三千块，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说我想要的。那天，他兴冲冲地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崭新的盒子，外面还包着红纸。
那天我没住在母亲那儿，而是在乡下的外公外婆家。
很不巧，外公外婆刚给我买了一台。
他站在门口，看见桌上那台一模一样的点读机时，整个人僵住了。
他没进门，甚至连门槛都没跨。他脸上那原本上扬的嘴角，一点点沉了下去，像是被什么重物坠着。他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盒子，又看了看屋里，喉咙动了动，声音很小，像是在自言自语：“那我退了吧。”
说完，他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直到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