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伟不是我的朋友，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朋友，最多只能算是点头朋友。
不管是北风凛冽的冬日黄昏，还是春寒料峭的傍晚，或者是暑威未退的入暮时分、秋风落叶时节的夕阳西下。每天单位下班的时间，803（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门口总有一个腿脚不方便的男孩走过。
他十八九岁的模样，或许实际年纪更大些，只是单薄瘦小的身躯套着不合体的宽大衣裳，显得他就像是一个高中生。一年四季不变样的板刷头间杂着些许白发，没有霜鬓，只是脑后勺多些，应该是典型的少白头。
红色的青春痘带着白色的脓头爬满了他的额头，让一张血色黯淡的脸显得明亮了一些。他的五官不太对称，半边脸是正常的，另外半边的都往中间挤压、靠拢，显得有些异样，既像是在挤眉弄眼，又好似无奈的苦笑。
他总是推着一辆四个铁轱辘的竹制小囡推车，里头摞满了旧的杂志和书。过了803的大门就是一条很大的弄堂，他就在弄堂口一家商店门口五六米远的地方停下。
从小囡推车里取出一张一平方左右大小的塑料纸，慢慢地打开，缓缓地弯下腰，费力地把它在水泥地面上铺平。然后，再从小囡推车里把旧书和杂志一本本取出来，分门别类展示在塑料纸上。他的动作自始至终都很迟缓，仿佛是慢动作镜头，但还是能看出来他很吃力。
他一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随车携带的一个天蓝色的小塑料凳子上，默默地看着他的书。第一次遇见他，是一个冬日的傍晚，他坐在小塑料凳子上正在看一本屠格涅夫诗选，恰好我也有一本一模一样的。于是，便搭上了话。
阿伟很喜欢诗歌，古今中外的都喜欢，谈到喜好，他滔滔不绝，兴奋之时，双目生辉。只是，他带着浓重苏北腔的上海话略显的有些含混，如同醉酒之人的声音。彼时的我，初涉社会，对什么都好奇，不断地打探他的情况。大概是年纪相差无几，他倒也不加掩饰，几句寒暄之后，我便大致了解了他的情况。
他的老家在苏北农村，父亲顶替爷爷来上海的工厂上班，母亲在乡下务农。他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在乡下读书，他去年高考过线了，却因为身体状况，没有一所学校录取他。说到这，他没有怨言，他说自己除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情况都挺严重。不单单是行走不便，有可能明天就离世了，“离世”他当时用的词是回归大自然。
平静如水的目光下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淡然地说着生死。我心头一凛，顿时升起异样的感觉，面前的阿伟，似乎变成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脱生死与年龄无关，许多人至死都无法参透生死，有些人却早早地明白了生死有命，不再执念。
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晚上值班，我就会到阿伟的旧书摊聊一会天。他见到我也很欢喜，因为除了我，再没有见到其他年纪相仿的人与他聊天。间或有买书的年轻人，也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书，绝不多话。
有时我去的时候，他在锻炼。手脚并用，爬上路边离地有四五十公分高的花坛，然后站稳，看准落点跳了下来，周而复始。此时，我一般都是驻足，悄悄地看着他。直到他一不小心发现我，或者是等到他锻炼结束，我才走上前去。
每一次与他聊天完了，我照例是要消费一下，支持他的生意。他一般都是随赠一本故事会或是知音之类的，表示谢意。时间久了，他也知道了我阅读的喜好，总能找到几本我心仪的旧书，成色很新，价格却很是低廉。我万分感谢，他却只是笑着说一句：我也喜欢读书，卖给你的我都看过了，不亏本就行。那一刻，他的眼睛里洋溢着快乐。
第二年的冬天来的有些早，申城的街头，阳历十二月初就飘起了雨夹雪。阴冷的天气，路上的行人也少了许多，阿伟好久不见了。临近元旦，天气好转，暖阳重又现了身，露出了灿烂的笑脸。可还是不见阿伟出摊。
快到年跟前了，偶然间听弄堂口的老皮匠说阿伟不在了。老皮匠与阿伟是同乡，也认识阿伟的父亲。据说，是下雪的那几天的事情。阿伟和他父亲租住在棚户区，离老皮匠的租住处不远，那里的厕所是公用的。
落雪的一天晚上，阿伟闹肚子，半夜起身去了公厕，不知道是拉虚脱了头晕还是地上结冰太滑，他一头栽倒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再也没有起来。待到天蒙蒙亮，他父亲不见其踪影出门寻找到他，阿伟已经停止了呼吸，死状相当凄惨，裤子还在膝盖上没有提上去。
知道了阿伟过世，我难过了好些天。点头朋友很多，值得怀念的却只有阿伟一个。今天无意间看到了书架上的《老舍文集》，那是从阿伟处购得的。我又想起了他，那个谈起诗歌，两眼放光的大男孩，那个在花坛边爬上跳下坚持锻炼的残疾青年。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我的朋友，一位曾经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