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我想应该不止武汉居民想喊一句“假的”。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小我们就和“形式主义”一并伴随成长，如影随形。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从来就不缺少“形式主义”。
那一年我读小学，在我们这些落后山村的学校偶尔也会迎来一些“大人物”，我从不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只知道他们真的很“麻烦”。
在他们到来之前，校长会在我们做完早操以后把全校人集中起来，来一场所谓的“大会”，大会的内容无非就是告诉我们最近有领导来视察，从今天开始必须穿校服，系红领巾，记忆中我们校服的质量一直不是很好，但是却可以一件穿三年。
毕竟它只是重要场合我们拿出来应酬的“礼服”罢了。
上了初中以后，领导来的次数似乎愈发的少了，只是在我们初三那一年旧楼旁边突然新建了一栋实验楼，听说里面是化学和物理实验室，还有一间图书馆。
可我们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在化学课的时候才能去长长见识，因为化学老师就是校长。
中考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有幸去那座实验楼里浏览一二，毕业以后听说新来的一批学生会在新楼上课，我们羡慕的同时也有些欣慰。
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和发小又去了曾经上的那所初中学校，却发现新楼还是新楼。
我跟发小是邻居，我们高三那一年她家终于把那座七十年代的老房子给拆了，彼时，这座房子已经饱经了四十多年的风霜，是这个村子里最古老的房子。
房子被拆的前几年发小来我家住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
因为这个缘由，发小妈妈经常喊我去她家吃饭，从发小妈妈的嘴里我才得知，因为发小所住的那间房间的房梁已经被白蚁蛀空了，下雪天的时候房子很容易坍塌。
发小家建房子的那一年恰逢扶贫政策贯彻落实的那几年，村里人人都在传她家是因为政府补贴才盖起了房子，不然连瓦都买不起，只有我知道没有，他们家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发小的家里除了那一本扶贫手册再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政府曾经眷顾过。
高考那一年发小考上了三本，她选择了复读。我知道她的内心是不想复读的，但是家里已经债台高筑，更负担不起一所三本学校的学费，当地的助学贷款最高额度也只有八千块，还差五千。
发小抓着最后一丝机会去做了暑假工，逆袭的故事总是只出现在书本里，影视剧里，现实往往更加残酷。
第二年发小如愿考上了一所好大学，这一年所谓的扶贫政策终于看到了一点苗头，发小说因为她上大学，政府补贴了几千块钱，我第一次发现发小妈妈家的那本红本子居然还有那么一点作用。
发小上大学以后，村里的人来的格外殷勤起来，经常来慰问调查，我透过窗户看过去领头的那位领导大腹便便，脸上笑意盈盈，远不知人间疾苦的模样，周围一群人簇拥着，拿副相机拍这里拍那里，大家都在心照不宣的做做样子，任务完成，拍拍屁股也就走人了。
村委会这个地方我很少踏足，更多的是不屑。
我对这三个字更深刻的感受可能就是成年以后村里的选举了，一群人拿着一个箱子，再给你一张纸，手上拿着几个名单，叫你从中选出一位某某来，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人仅仅只是一个名字，其他的一无所知，但你想弃票那是不行的，他们会盯着你，一直看着你，直到你写出一个名字为止，好几次我们选择弃票，他们直接从盒子拿出空票，填上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名字。
你看，假票真票根本不重要，这只是一个过场，千万不要较真，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内定的人依旧会坐上他想坐的位置。
是的，后来我明白了还有一个词叫做:内定。这个词概括了所有没有背景的人的苦苦努力，让结果变得面目可憎。
离开家乡，上了大学以后，再回乡很多事情都变得麻木起来。而在这种“形式主义”之下长大的我们早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从那年红领巾不再鲜艳就已经是了。
听说发小家今年即将脱贫，要在2020年迎来小康社会，为此去年年底来访的人特地给发小家发了几百块钱的红包，当然肯定也少不了拍照的。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