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回国曾两次游览颐和园。第一次带小朋友们登上智慧海，他们诧异地指着满墙的佛像问，为什么他们都没了头。我只好告诉他们，很久以前被砸掉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那些人疯了。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给他们听，也许只有用疯了他们才能理解。几年后第二次重游，赫然发现佛像的头都奇迹般地长回来了。我有一种魔幻的感觉，也许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梦，梦见佛像的头被砸掉了，其实他们一直都好好地。当然我相信我的神智依旧清明，佛像的头也不是自己长回来的。
我的母亲曾亲历过那个年代，是她告诉我这些头像失去的原委，她还告诉我许多她目睹过的被人们忘却的人和事。而我相信，大多数游客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这段历史，因为他们再也看不到残破的佛像，再也不会有人跟他们提及那段历史，人们生活在被忘却的历史之中。
我不知何人出于何种缘由做出补头这样的“壮举”。或许那些人怀着某种善意，认为我们该看到完整的佛像。毕竟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和事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迹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了，应该忘掉了。只有被需要的才应该记得，凡是没有需要的就应被忘却。在我看来，这种看法非常流行，且深得人心。我曾想去做个测试，去问清华园里的学子们，有多少人听说过二校门的倒塌，估计没有几个人知晓。仿佛校门从来就是那样岁月静好的矗立在那里。那些记忆，那些不被需要的历史已经被忘却了。
相信很多人会说，不要纠结于过往，要放下历史的包袱，积极向前看，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现在大家都过得很好，与其反复讨论所谓过去的真相，不如多做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那才是有意义的。每次我听到这样各式版本的辩白，我不禁都要暗自长叹。我们真是善于忘却呀。
来美后曾与两个伊朗人聊过当年的伊朗革命。其中一个伊朗人年纪比我大些，他少年时曾亲身经历过那场革命。另一位比我年轻，在革命时尚在襁褓。那位老伊朗原本家境不错，属于社会上层，革命后他们失去了已往的风光，一直飘零在海外。当谈起革命时，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义愤填膺式的情绪，也没有斩钉截铁式的评价。他平淡地告诉我，那是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当问及同样的问题时，那个年轻的伊朗人也没有给我一个结论式的答复。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他的历史老师曾告诉过他们，人们是健忘的，历史还会不断地重演。
从他们身上我没有听到明确的评判，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习惯的思考。从小生活在中文语境的我们，已经习惯那种简单直接，黑白分明，不容置疑式的决断。仿佛你认定的就是唯一的真相，是永恒的真理。你只要大声喊出来，任何人只有无条件地接受。而出国后，我才慢慢学着思考，学会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
记得在大学时看到过扳道工的选择这个经典命题。那时的我用从小就耳闻能详的辩证法可以毫不迟疑地给出判断，一切都是那样简单明确。当我二十多年后听到哈佛 Michael Sandel 主讲的公开课 Justice时，我才发觉当年自己的幼稚与荒谬，才了解到这个问题问的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如何抉择的问题，而是要反思和拷问我们自己为何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后来我尝试问过其他人，从他们的反应中，我发现我们国人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当面对不同的选择场景，他们总是能毫不迟疑地给出明确的回答，而且总是以“当然是....”为开始。倒不是说他们的答案本身如何，可能我也会做同样的抉择。但是他们的表现中缺少一点迟疑，一种留给自我反思的迟疑。在他们的世界里，可能只有黑和白，没有别的选择。我想我们为何那么容易忘却，或许就在于此。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或许大多数人选择忘却，这样他们可以活得轻松而简单。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仅仅能记录下所看到的所知道的。但我相信只要过去的人与事不被所有的人忘却，那么过去就不会过去。而过去则教会我们思考。
雪崩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Each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pleads not guil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