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老朽
大姑去世已经四十年了。她那慈祥而忧愁的面容，还有死在地窨子里的惨状，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每想起，眼里的泪水就像奔涌的江河，一淌就是四十年。
大姑十五岁那年，由爷爷做主，嫁给了邻村一户人家。那家也算得上殷实，有五十亩地、一头牛，还有一辆吱扭作响的木轱辘车。当她走出花轿时，迎接她的却是个七八岁的孩子。那孩子被母亲牵着，不停地抹着鼻涕，瞪着一双大眼睛傻笑。这个傻笑的孩子，就是我的大姑父。大姑父天生痴傻，每天都像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游荡，大姑便凭着一双小脚，到处寻找疯跑的丈夫。她的婆婆刁钻古怪，整天坐在堂屋的圈椅上，不是指手画脚，就是叼着水烟袋吞云吐雾，把所有活计都推给了年仅十几岁的大姑。只要稍有差池，迎接她的便是劈头盖脸的臭骂。每次回娘家，大姑的眼泪就像开了闸的河水，湿透了前襟，奶奶一边叹息，一边陪着大姑流泪。可固执的爷爷总是搬出“嫁鸡随鸡”的古训劝她：“要耐心，等男人长大就好了。”
几年过去，大姑父的个子长高了不少，可心智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婆婆见大姑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竟掂起小脚，举着烟袋锅恶狠狠地骂道：“你个不下蛋的鸡！”谁能想到，苦命的大姑就这么熬过了十多年。直到三十岁，她才生下大儿子小六，她的处境才算得到了改善。小六这个名字，是按娘家兄弟的辈分排的。
土改时，大姑的公婆已经去世。大儿子刚满六岁，小儿子还在襁褓中，可厄运偏偏在这个时候降临了。因为家里曾有五十亩地，大姑家自然成了斗争的对象。那段时间，有人被枪决，有人被打死。大姑每天都得架着痴傻的丈夫陪绑游街。那些血腥的场面，把本就痴傻的丈夫吓破了胆，被活活吓死了。奇怪的是，大姑家最终没被划为地主，只定了个中农的成分。遗憾的是，大姑父没有熬过这一关，过早地撒手人寰了。
大儿子十四岁那年娶了媳妇。媳妇比他大几岁，双眼皮大眼睛，模样标致。就是这个俊俏的媳妇，把大儿子弄得神魂颠倒。他不仅对媳妇言听计从，还任由媳妇勾来外人欺负自己的娘亲。大姑没办法，只好分家：堂屋留给了儿媳，自己带着小儿子住进两间破旧的偏房。即便这样，儿媳依旧指桑骂槐。大姑走投无路，只好抱着小儿子回了娘家。
当时邻居在专区医院做护工，大姑便把小儿子托付给我奶奶，自己去城里当了保姆。医院有位护工大姐见她可怜，便劝她改嫁：“你还年轻，就这么熬着，啥时候是个头啊！不如找个帮手，日子还能松快些。”可大姑总是摇头，一边推着摇篮，一边说：“老二还没成人，我走了他咋办？”
后来，小儿子在我家陆续读完了高小，临考初中时，被大姑接进了城里。她靠着微薄的收入供儿子读书，盼他早点考上大学，脱离苦海。初一时，小儿子还是个拔尖的优等生，令大姑倍感欣慰，以为自己终于有了盼头；可到了初三，他的成绩居然一落千丈，人越长越高，学习却越来越差，三年下来，学业荒废，令大姑大失所望。后来大姑给他娶了媳妇，本以为苦日子到头了，谁知这二儿媳也刁钻刻薄，无论大姑怎样忍气吞声，就是容不下她这个六十多岁的婆婆。
年逾古稀的大姑，再也没有力气给人家带孩子了，只好回了娘家。这时奶奶已经去世，父母便把大姑留了下来。有一年快过年时，大姑突然茶饭不思，不停地抹着眼泪念叨，说她想孙子了。无论父亲如何劝解，大姑就是不依，执意要回自己的家，与儿孙一起过年。无奈之下，父亲让我拉上板车送她。天寒地冻的，我担心大姑受不了，就给她盖上了厚棉被。先到大表哥家，他却冷着脸说：“送到老二那边去！”接着哐当一声，关上了大门。我劝大姑：“跟我回家吧，我养您一辈子。”她却摇头：“都是我的儿，哪能不管啊……”望着大表哥紧闭的大门，大姑喃喃自语着，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成了淌不完的河。
到了二表哥家，两口子倒是笑脸相迎，连声叫道：“娘，正等着接您呢。”分别时，大姑流下了一串又一串的眼泪。我至今都在后悔——要是当时硬把她拉回来，她至少能在我家过个安稳年，或许还能多活些日子。这份悔恨像根锋利的锥子，几十年来一直深深扎在我的心头，稍一触碰，便是刺骨的疼。
正月初五，父亲接到了报丧的消息。赶到二表哥家，他们指着院角的地窨子——那地窨子半截在地下，门矮得要低头才能进去。掀开门帘，一股霉味混着煤油灯的昏黄扑面而来。大姑蜷缩在土炕上，身上还裹着我送她的棉被，被角滑落在地。她的身子已经僵了，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襟，像是冻僵前拼尽全力的本能动作。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也不能把大姑的身子放平。父亲气得挥拳要打，被我死死地抱住。寒气从地窨子的缝隙里钻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地照着大姑那张惨白的脸，以及她那依然睁着的眼睛，仿佛还有无尽的委屈与不甘没说尽……
大姑死后，大表嫂突患肝癌。再见她时，人已瘦成了骷髅，颧骨高耸，深陷的眼窝成了两个窟窿。她张着嘴却发不出声，喉间只余下嗬嗬的气音，像漏了风的风箱，没几日便断了气。
几年后，二表嫂得了食道癌，临终前总望着门外大姑常坐的石墩子。那石墩子被岁月磨得溜光，雨天会渗出水珠，像大姑当年没流尽的泪。她嘴唇翕动着，手在被单上抓挠，像是要抓住什么，最终却只攥住一把虚空。
2005年，表侄来电话说大表哥死了——他醉酒栽进了粪坑，灌了一肚子的粪水，就这样没了。可他耳朵里、肚子里的粪水怎么也洗不干净，入殓时连寿衣都染着黑黄的印子。
又过了几年，二表哥患了皮肤癌，牛皮癣疯长，蔓延得满身都是。儿子怕传染，把他锁在了厢房，每日用竹竿把饭盒挑进去，再把空饭盒挑出来，接着啪哒一声就把门锁上了。邻居说，常听见屋里有撞墙的声响，有时是低低的呜咽，后来便没了声息。有一天，一只乌鸦突然落在院子里的大树上，“呱呱”地叫个不停。一股恶臭从门缝里钻了出来，人们这才发现他蜷在墙角，身子早已烂得看不清模样，乱飞的苍蝇中，他的手里还攥着半块干硬的馒头。
这世间的事，往往如此：善良的人未必能等来温柔的回响，可那些刻进骨头里的恶，终究会在某个时刻，自己找上门来。
风吹过老院时，总像有细碎的脚步声。石墩子还在，地窨子早塌了，只剩些碎砖烂瓦。几十年过去，大姑坟头的草枯了又青，可我心口那根锥子般的刺，还是原样——四十年了，碰一下，依旧疼得钻心。那些在饥荒里挖苦菜根的手指、在批斗会上佝偻的脊背、在煤油灯下缝补破衣的针脚，早被这根刺带着，刻进了骨头里，任秋风怎么卷，都卷不走。而那些流过的泪，早已汇成奔涌的江河，载着她的苦，载着我的悔，在岁月里日夜流淌，没有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