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直的背

儿时的事，大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三岁时父亲背我去二医院做疝气手术的事儿还记得一些。

那时候，去一趟医院真难：八十多公里颠簸的土路不说，单说搭便车，就是一件没有准头的事。当时农场没有通勤车，遇见路过的拖拉机或者马车，要给别人说好话，人家才肯捎你一程，我们管这叫“搭便车”。搭不上便车，只能走路了。

不知道那次搭没搭上便车？也不知道是什么天气？父亲背着我，提着包，心里着急，汗水浸透衣襟是少不了的。我当时不懂事，趴在他背上 “妈妈呀！”哭个不停。父亲回去以后向母亲告状，母亲听罢乐得合不拢嘴。

没想到，就在那年冬天，父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到了批斗：200多人的礼堂鸦雀无声，舞台上高悬的汽灯“哧-哧”作响，照在悬挂的皮鞭、狼牙棒之上，也照在父亲困惑的脸上。批斗的人上来就问：“李宗伟，你在当莫二场团委书记期间，为什么要选择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作后备干部？”

沉吟了一会，父亲挺起胸，朗声答道：“我这样做，完全是按照周总理指示办事。” 众人一愣，还以为是听错话了。他又接着说：“周总理指示我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冷场，尴尬，批斗会不得不就此结束了。许多年后，重提这件往事，父亲还是一脸凝重：“我是假借总理指示，为农场网罗人才啊。”

从我幼年时起，我们家就在农场的连队、机关、工厂之间搬来搬去。无论在哪个单位，除了吃饭和睡觉，其它时候很难见到父亲的身影。他总是边看报纸，边催促母亲快点做饭。吃完饭，放下碗筷起身就走。

青年是农场连队里最有希望的力量，但也是需要保护的一群人。青年班刘班长为了鼓励大家多挖土方，一激动把“对伟大领袖的爱”，与“对敌人的恨”给说颠倒了。很快，有人报告了团场保卫科。第二天一早，父亲在半路上迎候保卫科科长一行人。他在冰天雪地里走几公里路只为了提一条建议：抓人前，科长能不能先单独与班里的人谈谈话？没想到大家众口一词：刘班长不是故意的。刘班长于是逃过了口误之灾。

父亲是搞团组织工作出身的，他认为，如果要让一个集体生龙活虎有力量，首先要让大家敢于说话。人只有敞开心扉了，工作才有劲头。这样做，单位领导就要承受一定的压力。

母亲一直鼎力支持父亲，但对他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她曾认真地对我说：“你长大了可不要像你爸爸那样：一年忙到头，整天不着家，有什么意思啊？”父亲三十多岁就患了神经衰弱，而后又与高血压、房颤和糖尿病相伴终生。

文革结束那年，父亲负责团场的“揭批查”工作。当时，审查到一位教师给文革头目写信的案卷。大家都认为要严格处理这个人。父亲反复阅读那人的亲笔信以后，认为他只是想反映学校问题，还够不上“有牵连”。于是只对那个教师批评教育，从轻发落了。父亲说，对于人才要宽松，我们要敢于担责。

当父亲手中握有一点点权利的时候，有人就恭维他正派、坚持真理。而母亲并不看好这些，她曾对熟人说：“老李太古板了，他不善于变通，也从来不会为自己办事。”母亲在90年代因肺病去世。之后，我心里一直有道坎：若不是支持父亲工作，母亲能长期待在粉尘最重的打包车间吗？会得上肺病吗？

父亲历来要求自己及家人正派和廉洁，然而，这些并未使他的仕途一帆风顺，相反，倒是许多年的原地踏步。周围一些善于搞关系，但是能力平平的人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无以解忧，他只有把内心的苦闷写在了个人文集《今生如蜂》中。

父亲在基层连队工作的时候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姓李，一位姓胡，都是干了一辈子的农活。没想到分开几十年后，他们又在市区做了邻里。李叔叔过世，父亲是第一个赶到病房的。父亲家迁去外地以后，还两次委托我去看望胡叔叔。

有一次，我试探父亲：你们这么好的关系，为什么不曾提携他们？父亲正色道：“我们那个时候啊，提倡的是大公无私。群众信任你，你总不能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吧？”看着满头华发的父亲依然无怨无悔，我的那些不以为然也就不再纠结了。

时光不饶人。父亲因多次脑梗住进了危重病房，他病倒了。危重病房允许家人陪护，我也有了与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给他喂饭，逗他玩，擦拭身体。渐渐地，他不再让我感到陌生了。虽然他的右半身不能动弹，但侧身的时候，仍然是肩膀宽阔、后背笔挺，像没有遭遇过病痛折磨似的。

在病房里，病友会发出呻吟或喊叫声。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在喊“娘啊！”我不解地问护工，喊娘是因为疼痛吗？护工笑了：“那可不一定。时间长了，你会经常听到的。”

有一天，我也听到父亲用浓重的乡音在喊：“娘啊！娘啊！”我先是一惊，仔细看了一下，他还在熟睡中啊。又想起护工说过的话，我心中释然了。这不正是冥冥之中归乡的呼唤吗？奔波一生的游子，终于可以回到他阔别已久的故乡了，回到金牛万泉山下的李家窑，见到至亲至爱的娘和亲人了。

2023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