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
这句话出自电影《一一》，导演杨德昌借电影角色之口说出了他对电影的热爱。在电影工业如此发达的现在，看电影已经变成了我们最平常的娱乐方式之一了。在电影传入中国后，中国电影史也拉开了帷幕。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产生了独特的电影文化。今天，我们就要聚焦香港电影史，一起回顾早已逝去的黄金年代。
电影的诞生
1911年，意大利电影理论家乔托·卡努杜发表了《第七艺术宣言》，认为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是把动静艺术、时空艺术和造型节奏艺术包含进去的艺术。电影是心灵的表示，是表达人们情感的工具。
可以说，乔托·卡努杜为当时尚在探索发展的电影赋予了价值意义，确立了电影的本质。在乔托发布这一宣言的十几年前，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影《火车进站》。
这部电影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但其实在《火车进站》之前卢米·埃尔兄弟就拍摄了《工厂大门》。事实上，针对电影英文Film、Cinema、Theater和Movie来考据的话甚至会有很多种电影起源的看法。我认为争论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意义不大，我们只需要知道，在那个时期拍摄技术伴随着电影理念出现了。任何一个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的，我们划分年代时期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去整理研究。不管怎么说，《火车进站》里高速向荧幕前进德火车让当时的人们感到大为震撼，成为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作品，而这列火车仿佛也在预示着电影时代的到来。
电影进入香港
资本的扩张属性使得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电影成了商品后，它在全球的传播也就不奇怪了。
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从电影这一新的发明中嗅到了商机，把电影变成了可以赚钱的商品。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也发明了一种可以看电影的装置“电影视镜”，一次只能供一个人使用，其观看形式是“窥视”而有别于卢米·埃尔兄弟的“共视”。
很快卢米埃尔兄弟和爱迪生形成了全球的商业竞争，这也使得电影这一新发明来到了香港。1897年，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放映机和爱迪生的电影视镜同年抵达香港并进行了首次放映。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香港人看到这一新奇事物所表现出来的震撼，但可以肯定，香港电影的种子已经在这里埋下来了。值得一提的是，爱迪生公司当时拍摄的中国北京、上海、香港和澳门的景象，成为了记录当时中国城市风貌的珍贵影像。
当时香港民众的消遣方式是露天茶座、酒楼和戏院等，在电影传入香港后，这些公共娱乐场所便适合用于放映电影。1900年，“重庆”和“高升”成为首次放映电影的戏院。当时的电影被称为“巧奇洋画”或“西洋奇画”，内容是所谓游历片，其实只是活动照片，银幕上所见的只是人的走动，树的摇摆，火车行驶，马的奔跳等，背景是地方的街道。
可以看出，当时的电影还没有出现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表演，只是用来记录现实，人们还尚未发现它背后蕴含的巨大潜力。
伴随着全球电影业的发展，香港电影业也在前进着，无论是放映电影的戏院数量，公司数量还是放映场次都在增多，观众人次攀升，票价也在不断攀升。
1907年，卢根（1888-1968）成立了香港第一家专门放映电影的影院——比照戏院。此后深耕电影商业，有“华南影院王”的称号，与此同时还有“华北影院王”罗明佑。
香港电影制作业的萌芽
香港制片的萌芽是从两部电影开始的。1909年，本杰明·布拉斯基来港拍摄故事短片《偷烧鸭》，导演是梁少波和黎北海。由黎北海提供道具，布拉斯基提供器材和资金。这部短片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由香港人参与拍摄的影片，梁少波也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导演，而黎北海成为日后香港电影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和教育家。1912年，《庄子试妻》上映，导演是之前出演《偷烧鸭》的黎北海。《庄子试妻》改编于粤剧《周庄蝴蝶梦》，片长为15分钟，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香港出品的影片，同时也是第一部港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影片中饰演婢女的严珊珊是香港电影史乃至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演员。如果说《庄子试妻》之前是“电影在香港”，那么在这之后就是“香港电影”。
在《庄子试妻》公映后观众盛极一时，香港电影迎来了初步发展：百代公司在香港开设分店，露天影院和“解画人”出现。1922年，香港出现了第一家影片发行代理公司——明达公司。
香港电影的发展
上文提到的黎北海和他的兄弟黎民伟在香港建成了新世界戏院，1923年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黎氏兄弟创办“民新”一部分试商业目的，但很大程度上是黎民伟要以此实现其“爱国教民”的理想。他认为电影有“移风易俗之功，可以作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之用”。黎民伟更在当年提出“电影救国”的口号，这体现了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家国情怀。
民新拍摄了香港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胭脂》（1925），故事改编自《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编导是黎北海，由黎民伟主演。这部电影开启了香港制片史上化妆的先河。后来民新在经营上出现了问题，黎民伟北迁至上海，香港则留部分器材归黎北海经营。
1930年，罗明佑与黎民伟达成合作协议，将二人的公司合作创办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注册。联华拍摄了《野草闲花》和《故都春梦》等电影，前者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的有声国语片。
当时的中国电影业形势是这样的：上海成为中国的电影中心，香港则成了分支，是为双轨发展。步入30年代，有声电影开始流行，上海成为国语片制作中心，而香港变成粤语片制作基地。上文提到的《野草闲花》增加了国语这一听觉维度，《歌侣情潮》则是开创了粤语有声电影先河。
除了联华外，还有两大电影公司“明星”和“天一”，这三家公司在当时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可谓“御三家”。发掘明星、专业培训、挖角跳槽、组织影友会，创办娱乐新闻报刊逐渐流行，明星逐渐变成吸引观众买票入场的重要因素，明星薪酬制度慢慢建立起来。我们今天还知道阮玲玉的绝代风华，在当时她的影响力放到现在就是天天热搜的程度。
来说说当时的商战。邵氏四兄弟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在上海创办了“天一”，随后南下东南亚发展。南洋要人王雨亭与“明星”周剑云联合上海“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华剧”组成六合影业公司，旗下院线拒映天一的作品，即“六合围剿”。然而邵氏在槟城首富王竟成的帮助下租到了东南亚许多戏院，在南洋站稳了脚跟。1930年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30年代中期以先租后买的方式购得心世界，大世界游乐场，一跃成为娱乐业大亨。
正当中国电影呈现快速发展的蓬勃景象之时，抗日战争打响了。战争期间，上海的资金、人才南迁到香港，一些北方影人也南下，香港电影业迎来了无限生机。
在抗战之后紧接着内战，电影作为文化载体也受到了影响，分为左派和右派。步入50年代后期，影片的政治色彩慢慢被冲淡，市场的力量崛起。新加坡、马来西亚资金支持的光艺、电懋，邵氏等公司先后登陆香港，开启了香港电影的新时代。
香港电影大厂与黄金年代
接下来要讲的是香港电影的大厂和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从5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末。
首先上场的是电懋影业公司。创始人陆运涛在1956年成立电懋，引入了西方的管理模式，如采用彩色电影摄制技术、流水制作影片；成立演员训练班，采用好莱坞方式，控制明星私生活，树立明星的公众形象等。
当时电懋最大的竞争对手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我们之前就说过邵氏兄弟的前身是上海天一，这是邵氏电影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二弟邵村人接受香港天一港厂并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供片到新马。1949年邵村人创办邵氏父子公司，此为第三阶段。最后的阶段是1958年邵逸夫回港后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与邵氏父子公司分道扬镳。
从50年代开始电懋与邵氏两家大厂就开始竞争，双方不仅在香港进行竞争，还在海外争夺市场占有率。
或许是命运之神站在邵氏这边，包括创始人陆运涛在内的电懋高层罹难，电懋从此一蹶不振，电影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均大幅下降，1971年正式结束制片部门。
邵氏坐上了电影王国的宝座，几乎垄断了香港电影市场。当时邵氏的拍片过程是这样的：编剧部从名著或创作小说里挑选故事，故事选出后由部门内众人审查，如果认为故事值得拍成电影，就买下版权，交到一名编剧手中编成电影大纲。接下来就是让邵氏旗下的导演挑剧本，把故事大纲整理成剧本，经由审查后交给制片部。剧本交到制片部进行策划工作，筹备拍摄。一部90分钟长的电影大约需要拍摄60天，每天拍8到10小时。拍摄完毕后进行后期处理，进行剪辑，加上对白、音响和音乐等。邵氏在香港拥有自己的彩色冲印设备，不需要运到境外冲印，这节约了不少时间和金钱。
邵氏除了拥有强大的制片能力外，还拥有庞大的发行网。邵氏在香港、台湾，海外拥有数量巨大的戏院，还投资酒店、银行保险和地产等多个行业。
就在邵氏无比强大之时，出现了一位挑战者，它就是——嘉禾。
嘉禾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持人是邹文怀。邹文怀本来是邵氏内部的人，在于领导层出现分歧后联合几个邵氏人员出走自立门户，成立嘉禾公司。
成立之初的嘉禾并没有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营方式，而是仿效邵氏的制度。然而邵氏的成功不可复制，嘉禾很快便陷入了困境。嘉禾改变了经营方针，实行外判制（即外包），下放权力，引入分红制度。李小龙作为功夫大师想回港发展，在与邵氏谈条件时谈不拢，此时邹文怀诚邀李小龙加盟，此后，李小龙的功夫系列片让嘉禾一炮而红，名声大噪，嘉禾的转折就此开始。
70年代后期，嘉禾夺取了邵氏的电影王国宝座，以邵氏为代表的传统片厂制衰落。但邵氏是一家多元化的娱乐公司，总体收益还是比嘉禾高。邵氏在80年代淡出电影业，转投电视业。在邵逸夫掌舵下的TVB可谓风头极盛，人才辈出，群英荟萃，捧出了无数明星。
最后要讲的大厂是新艺城，可谓是香港电影的传奇。新艺城由麦加、黄百鸣、石天创办于1980年，隶属于金公主娱乐有限公司。后来三人组又扩充了成员，“徐老怪”徐克、施南生、泰迪罗宾和曾志伟相继加入，组成了七人组合，被称为“七怪”。这七个人都是日后的影坛大佬，把新艺城整的风生水起，甚至逼得邵氏和嘉禾联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
新艺城早期采用集体创作的制片策略，后来转向大投资、大场面，豪华卡司和高科技的制片方针，制片类型多为喜剧武打片，营销上瞄准青少年为目标受众，在影片宣传上加码。这些操作使得新艺城赢得了市场，我们熟知的电影，如《最佳拍档》、《鬼马智多星》、《八星报喜》、《搭错车》，《阿郎的故事》都出自新艺城。
新艺城也对台湾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83年，新艺城聘请张艾嘉担任台湾分公司的总监。张艾嘉上台后采用了本土化制作方针，起用中青年导演，摄制了题材和形式均非常别致的四部电影：林清介的《台上台下》、柯一正的《带剑的小孩》、虞戡平的《搭错车》以及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
新艺城还将电影与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来营销，与宝丽金合作创建了一家唱片公司新艺宝。当年许多乐坛明星都签约了新艺宝，如许冠杰、张国荣、叶倩文、周润发、王菲和BEYOND乐队。
辉煌十年后，新艺城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和创作理念分歧等原因解体，一个时代落幕了。而新艺城的解体似乎也预示着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即将落幕。
随着戏院作为“第一窗口”日渐衰落，投资拍片的金钱减少；地产业兴旺，大型戏院先后被拆除或改建，观影人数日渐萎缩，香港电影的年产量一年比一年少。
香港电影的衰落期来临，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结束了。生活于新世纪的我们还会回顾黄金年代的电影，从中挖掘出宝藏。
就以《重庆森林》里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
如果记忆 也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罐罐头不会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