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龟兹，就要了解其历史，龟兹，这个国家其实又用丘慈、归兹、苦叉等称谓，主要起源于我国古代新疆地区，是以龟兹人为代表的我国新疆古代民族的伟大创作。关于龟兹曾经是一个位居新疆的古国名讳，虽然龟兹建立的时间史料尚未明确记载，但在今新疆库车县发现了龟兹遗物。龟兹人擅长歌舞，喜欢弹奏乐，在融合了来自西方的伊斯兰教与天竺佛教乐器后逐渐衍生出一种适合自己本族的音乐。早期龟兹乐传到中原是依托了丝绸之路。而在中国发展历史上，可以说丝绸之路是第一个开辟民族文化交融融合的产物，它也带来了欧亚文化艺术的交流。

古代西域正是这一文化交流聚集融汇的地方。而龟兹这个古地以它位于中国边缘的地理位置，受西亚与东亚不同的艺术之熏染，同时吸收了东西亚高雅的艺术杰作，经过数百年的广采博取，改革变通，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强，同时创造能力拔群，为各民族音乐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到北齐后期，龟兹乐更是盛行，皇帝专门设置了机构加强管理。北齐后主高纬对于龟兹音乐的喜爱确实有些让人惊叹，只要擅长演奏胡琵琶的乐师，都会受到这个后主的封赏，甚至可以加官晋爵。

龟兹乐的起源是非常值得考究的，但考究归考究，却可以从很多史料中找到龟兹乐对隋朝音乐的影响。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音乐同样在隋朝发展得很快。隋唐时期从汉晋南北朝、唐朝，在频繁的割据中形成了大规模的民族交流融合。大量来自西域的音乐随着融合进入中原地区，流向了宫廷音乐，动摇了雅乐的传统音乐地位，随后刺激了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变成雅、俗、胡三分鼎足的局面。其中颇具西域特色的龟兹乐更是首屈一指，因为其音乐不拘一格，在宫廷音乐中对《破阵乐》、二部伎等都产生了影响，因此，对龟兹乐的研究也有利于对隋代琵琶音乐进行深入研究。

在太元七年（382年），苻坚手下的大将吕光将龟兹国灭亡了，并带着龟兹乐进入了凉州。后魏平定中原，将在吕光死后没有依托的龟兹乐重拾起来，从而在中原地区盛传。《通典・乐典》中记载：“自宣武已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据《隋书・音乐志》中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

隋文帝晚年，已意识到龟兹乐影响到国家的存亡，但因年迈生病不能更改，要求多演奏正乐。隋炀帝时，更是变本加厉，“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大业六年（610年），高昌国献《圣明乐》一曲，隋炀帝下令乐工们全力研究，好好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歌曲《善善摩尼》，舞曲《小天》及《疏勒监》，解曲《婆伽兄》。当时皇帝命令乐师按照新的乐曲形式在宾客前演奏，宾客们都非常惊讶，并不断赞叹演奏的绝妙。“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

如果要说最不可思议的在寿阳兵败之后，后主命宠臣韩凤在黎阳河（南浚县东南）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这个时代龟兹乐可以说非常盛行，权贵们专门设置了机构加强管理，隋初，皇帝将该机构名称改变，但职能依然不变。由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音乐与中原宗教音乐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在龟兹乐逐渐汉化的过程中，龟兹乐中主要的演奏乐器消失殆尽，其乐曲也被改编或失传，可以说现在可以看到的传统龟兹乐已经几乎不可能了。而到了隋唐时期龟兹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甚至成为了当时乐舞改革的参照物与标志物，是非常传奇的一种音乐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