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夏天来得总是比较早一些。六月天，贵州某小城已热得流火。大中午，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白晃晃地刺眼。知了在树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甚是烦人。谁也不愿意挑这个时候出门，但也有例外。
“买血桃啦！脆甜的荔波（地名）血桃！”卖桃的是一位戴着草帽的老汉，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汗衫，裤脚高高卷起，露出精瘦黝黑的小腿。
一个染着黄毛胳膊上有刺青的小年轻如幽灵般从小巷冒出来。
“喂，卖桃的，给我称两斤。”
老汉忙不迭把三轮车推过来，黄毛随手拿起一个又大又红的桃，在衣服上一蹭，一口咬下去。他随意问道：“老头，你这是荔波桃么？”
老汉抬起头，帽檐下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他惋惜地看着那个被啃了两口的桃，陪着笑脸说：“当然，不正宗不要钱。”那当然不是荔波血桃，那是他自家种的。
黄毛挑好了，把方便袋递给老汉称重。老汉接过，在三轮车后取出一杆秤来。他把方便袋和称都压得很低，好把藏在后头的“歪瓜裂枣”混进袋里。黄毛眼尖，一把揪住了他的手。
“老头！你在干什么？奶奶个腿！老子最恨有人骗我！”黄毛一把将三轮车掀翻，在老汉的哀嚎声中，鲜红的桃子蹦蹦跳跳滚得满街都是。
“李记杂货铺”前，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婆子坐在门口台阶上。眼见一个大桃子滚来，她赶紧弯腰拾起来。她举起桃子朝店里的老板娘笑笑（老板娘回复了鄙夷的一笑），狼吞虎咽啃起来。真甜啊，这是她这辈子吃过最甜的桃子。
这老婆子姓张，在这一带流浪已有一段时日。没人知道她从哪儿来，从口音判断其大概是北方人。当然，当地人并不是按秦岭淮河来区分南北方。在他们看来，如果说湖南还勉强算南方，湖北就已是妥妥的北方了。
张婆子千里迢迢到贵州是来寻女儿的。女儿是寻到了，可并不认她。李记杂货铺的老板娘是个心善的女人，起先总拿些吃食给她。她就一五一十地把家里情况叨噔了出来。
这张婆子也是个苦命的人，老汉死的早，留下一儿一女靠她养活。张婆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省下来净贴补她儿子了。女儿就没这么幸运了，从小辍了学，个头还没土灶高就搭着凳子烧饭。大清早起来打猪草、喂猪，还要挑粪浇菜。可怜人并不一定善良，因为经历的磨难多，一旦遇到更弱小的对象会显示残暴的一面。张婆子就是这样，一旦气不顺，就打女儿出气。她有时候拳打，有时候脚踢。有时候单打，有时候跟儿子二人双打。女儿十六岁那年终于受不了，跑了。
李记老板娘渐渐地不给她拿吃的了，她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评价并无不当之处。前年，张婆子的儿子寻衅打架，捅死了一个人，被关了无期。年纪大了，孤苦伶仃，这才想起来寻女儿了。“要是我，也不会认这个妈。”老板娘说。
张婆子到底还是回了自己家。从贵州到安徽，她沿路乞讨，想象当初身无分文的女儿是怎样辗转去了那么远的地方的。她把那天啃得光溜溜的桃核带回来，在屋后的空地上挖了个坑，把它种了进去。
张婆子变得有点疯疯傻傻的了。她不知在哪捡了一台收音机，声音开得老大，吚吚哑哑跟着唱戏。她看见小孩就夺过来抱着做鬼脸，吓得小孩哇哇大哭，爹妈跟过来把她臭骂一顿。她去申请“五保户”，但村支书说了，“五保户”政策是照顾无儿无女的人，张婆子儿女双全的，不符合条件。
她有两块田地，但早已不种。肚子饿了就东家地里拔一颗萝卜，西家地里偷一颗白菜。村里人都把她恨得不得了。她还喜欢翻垃圾堆，尤其是小卖部附近的。老板前脚扔掉的过期食品，她后脚就给捡回家，还得意洋洋到处宣传占了便宜。
她种下去的桃核发芽了，一连几年拼命抽枝长叶。到了第五个年头的春天，终于开了满树的桃花。张婆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她告诉每个人，这颗桃树是她女儿送的。等果子成熟，女儿还会带着外孙女回来看她。
“这个叫血桃，可甜了。我外孙女最爱吃。”她呵呵地笑着，没有人理会她。
桃花落了，碧绿的树叶长出来。郁郁葱葱，给破败的小院增添了一丝亮色。如果留心看，树叶底下已冒出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绿色果实。
张婆子欣喜地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大到叶子再遮盖不住，颜色也由绿转红。她没事就跑到村口，支着一根拐杖，呆望着远方的马路。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她头发已经全白，握着拐杖的手如树皮般粗糙。她一呆就是一天，村里的人都在议论，张婆子的女儿真的要回来了吗？
血桃成熟了，张婆子却舍不得吃。偶尔掉落了一个，她捡起来擦得干干净净的收在小篮子里。一天晚上，张婆子睡到半夜，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她爬起来，天杀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兔崽子把一整颗树上的桃子全摘完了！她搀着拐杖冲出去，边追边喊道：“小狗X的，给我站住！”
那是隔壁村的两个半大孩子，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从包袱里掏出一枚桃子，咬了一口。“呸！什么血桃，是苦的！”他们停下来，用桃子砸张婆子。“还给你，死老太婆。”
一颗桃子砸到张婆子的太阳穴上，她摇摇晃晃，终于倒了下去，再也没能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