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这天，一阵鞭炮声提醒我，年近了！

在我的记忆中，年，永远伴随着莫名的期待。

童年时，是期待奶奶给我做的那身花衣服，还有爷爷给我的那两角钱的压岁钱。

长大后，是期待辛苦一年的父母可以闲下来围坐在炕头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

成家后，是期待远方的爱人能够早日回家，过一个暖暖的团圆年。

记得，还没有包产到户时，村里有拖拉机，还有邻家叔叔开的大卡车，在大年初一将全村的孩子拉到车上去兜风，名曰“出行”，讨一年的吉利，村里所有的父母一定会尽其所有给家里的每个孩子做一套新衣服，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穿上，小伙伴们会喜气洋洋地进行一番展示。

我和妹妹一定有一件棉布小碎花的罩衣和蓝裤子，至今我对小碎花的衣服情有独钟，还特别喜欢那种纯棉的质地，一定与儿时的记忆有关。

再大一点，和爷爷奶奶分家了，过年是要帮母亲干活的，一进入腊月，母亲会念叨要“扫窑”了，那是一年中最彻底的大扫除，将窑洞里所有的物品搬到院子里，用扫把把熏黑了的窑洞清扫一遍，有条件的人家还会重新用泥巴涂抹一遍，窑洞会亮堂许多。

母亲犯愁的事情，对我们姐弟三人却有着无限的乐趣。这一天，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搬运零零碎碎的物件，抱着盆盆罐罐来来回回地跑，新奇而喜悦，我们把它们放到院子里，按照大小摆成一排，擦洗一番，到下午的时候再搬回去，我们挣来抢去，打打闹闹，充满了快乐。这是现在独生子女无法体会的，也是他们缺失的童年乐趣。

关于压岁钱，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去外爷家过年，老家有外孙可以在外爷家过年，但嫁出去的女儿可万万不能在娘家过年的习俗。(所以我结婚后在娘家过年时，三十晚上是在异姓邻居家度过的)

第一次在外爷家过年，我受到了很多优待，村里全是能攀上关系的爷爷舅舅辈，来来去去总有人逗我，叫我“磨镰水”。

三十晚上，除了外爷，大舅二舅大姨小姨也给了我最高规格的压岁钱——1元钱，和我同岁的小舅当了我的小兵，受我指派，随时可以霸占他的任何东西。那个年我过得欢喜。

可是，我还惦记着爷爷该给我的那份压岁钱，回家后，我总是在爷爷面前晃，提醒爷爷还有我一份压岁钱呢。爷爷倒是记得，笑眯眯地在口袋里摸索，嘴里说：“没忘了你，还有你的压岁钱呢。”他摸索了半天，给我掏出来1角钱，让我有些失望，但那只是瞬间的情绪，很快那一角钱就换来了10个洋糖，甜了好几天。

远嫁他乡后，过年时，我生活的机关家属院会举行很多迎新春活动，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可我心中却有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愁。

机关家属院是沿用部队大院的管理方式，有门卫24小时值班，陌生人出入是要登记的，有自己的学校和医院，吃水取暖都是自己解决，和当地人打交道不多，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以家属和孩子为主，就以能听得懂的方言地域为界，自成体系，分为四川的，甘肃的，陕西的，湖南的等等，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出过远门，来到异地他乡，本来想要依靠的老公却去了工地，只能自力更生。她们大多不会说普通话，以老乡为圈子，抱团取暖。

如果老公干得好，升官了，随之鸡犬升天，老婆就在老乡圈子里扬眉吐气，说话都要硬气许多。曾经的家庭妇女，随着老公的升迁，能坐到高层办公室里的情况也是有的。眼见为实，家属们处在这样的圈子里，久而久之就学会了攀比，学会了谄媚，丢失了农村妇女的朴实，真诚。

过年时，家属院里有老乡团体拜年的习俗，起得最早的是山东人，他们四五点钟就开始在老乡圈子里挨个去拜年，当然是从年纪最大的，职位最高的开始，家家户户走一遍。最热闹的是四川人，他们会做饭，又很热情，麻将打着，吃着喝着，龙门阵摆着，是我最喜欢的类型。

甘肃的土豆蛋，也会拉个队伍拜拜年，但是从不让家属出场的，是那种走完一圈之后，找个地方豪赌一场，痛饮三天的土鳖做法。

家属院里在过年时，机关工会组织猜谜语，投球，套圈，蒙眼贴鼻子等多种游戏活动，奖品都是日常用品，不算丰厚但都能用得着。

正月十五家属院的烟花，已经是那条街上必备的风景了，据说每年花费数十万元。

家属院看起来是这样热闹，可我们还是想回老家。

回老家又成了一场新的战争，拥挤的火车，来来回回的倒车，让儿子不胜其烦，他是在家属院长大的，他喜欢那里的热闹，那里的自由自在，最主要的是那里有他的小伙伴，一进入腊月，家属院里就是炮声不断。是小孩子玩的那种摔炮，恶作剧的男孩子们简直要把大院炸了，又是炸结冰的湖面，又是和隔壁财会学校的孩子们隔墙对扔，也没少惹麻烦，儿子和他的小伙伴属于童年玩得很痛快的一帮，所以儿子对那个大院的感情不亚于我对老家。

定居西安，年近了，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年的味道看起来也是浓浓的，我想到远方的儿子要回家过年，突然觉得有好多事情要准备——该过年了！

似水流年，岁月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流逝，年就这样在我的期待中，轰轰烈烈地来，悄无声息地去。

年，带走的不仅仅是父母日渐老去的背影，还带走了我的热情，我的乡愁，我不悲不喜，不盼不念，平静地等待着年的到来，年的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