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之余走访了老家附近的几个村庄，村庄还是以前的村庄，却多了几分寂静，缺少了以往的儿童打闹声，道边几乎也没有了攀谈声。门窗紧闭，没有丝毫生机，这已经成为了当今村庄的先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副景象呢？
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收取皇粮国税，国税收取成了干部们每天追收的项目，村民每天都极力反抗，拖欠皇粮国税成为日常。然而到2006年国家竟然取消了农业税。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而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着巨大转型。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到目前，国家每年涉农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变化，传统传宗接代的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这种巨变的促成下，农民进城后的乡村存在问题，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他们选择生活在就业岗位比较多的城市里，来获得较高的收入。这种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足够的劳动力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以前一直存在着人多地少，经常会为种地亩数发生矛盾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
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
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产生很多棘手的问题，也是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热点问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变得更加的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村字还是那个村字，但人却不是以前的人，是大环境下的演变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