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ustar Jung，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按照我所拟订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
例如，“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