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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你父母什么时候走的？
高:我十三那年
安:周岁虚岁？
高:虚岁
安:我周岁

13岁失去双亲是什么滋味，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体会过，我们可以同情，却没办法真正感同身受，当两个有相同命运的孤儿相遇，相同的孤苦，相同的悲凉，相同的脆弱，相同的没有父母庇护的小心翼翼无依无靠的童年，也生出了难以自拔的亲近与惺惺相惜......

被保护的柔软，善良的底色

相比于饱满的反派人物高启强，安欣这个正面角色的刻画可以说是相当单薄，剧里不仅很少花笔墨提及安欣的成长环境，也很少体现安欣工作以外的场景，但我们不难猜象安欣性格的成因:

13岁，正是一个孩子自我意识萌发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节骨眼上，安欣却失去了双亲，而且是失去了“烈士”双亲，一个孩子不能以正常眼光看待父母的离去，而是被迫用道德和政治眼光去看待“烈士”父母的离去，这要给安欣带来多少崇拜或可怜的眼光，同时他也注定要在“烈士”父母的高道德标准下成长。

特殊家庭的安欣不仅在同龄人中很难感受到平等和理解，而且寄养在养父家里，难免会感到寄人篱下，尤其是这还是一个警察养父，严格强势，这让本就出于敏感时期的安欣养成了更加敏感细腻的内心，加上成长环境的富足安逸，不需要多少俗世污染就能得到高学历，铁饭碗，行事上少了许多同龄人常用的道德压力。

这也是许多城里和农村长大的孩子的不同，城里孩子从小物资条件优越，从小生活安稳，社会经验少，单纯，往往也更敏感，有更多善良，更能同情弱者。

安欣愤愤地看着李响：“眼看着老实人挨欺负，咱们不帮他，还算警察吗？”

李响一脸无可奈何，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两人在走廊里安静地站了片刻。“安欣，天底下不公平的事儿多了，警察管得过来吗？我们要管，也得在职责允许的范围里。你明不明白？”

相反的是农村长大的李响，在处理这些事上，明显比安欣要在行，农村家庭，没有关系，能考上公务员，确实有实力，再加上从底层一步步走过来，经历的事儿多，人情世故方面醒悟的早，就比安欣更懂得迂回和妥协。或者说，他们这些从底层爬上来的人，见到了太多书本里没有写的东西，书本的教育对他们，都不如现实更真实。

这是安欣这个人物的性格底色，这样的成长环境注定了他的“轴”，“不合群”与“不通人情世故”，同时也注定了他与众不同的善良与正直，让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警察。

欲望把人推向深渊

不同于在安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安欣，高启强是那批在穷苦中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人。

被保护着成长起来的安欣，无父无母也无牵无挂，他有学历，有“背景”，能安安心心守住一辈子的铁饭碗，对他来说，饭碗只有他想要或者不想要。或许在高启强眼里，像安欣这样的人，从出生就被赋予了权利，有资格有更高的追求，他比谁都有资格选择善良，有资格有梦想，有理想，可以追求社会公平，追求职业操守，他可以永远像初生牛犊一样横冲直撞，不用为生计发愁，为家人忧心，他注定了就是高启强眼中的“强者”。

和安欣一样，高启强13岁父母车祸双亡，自己拿着500块的抚恤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撑起一个家庭。作为大哥的他被迫从小就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他可以要尊严不要饭碗，他可以饿肚子，可以睡大街，可以被人打被人骂，可以淋着雨赤脚在地上跑，但是弟弟妹妹不行，哪怕是为了兄妹们考虑，他也必须放下尊严，他没权利选择为自己而活，他不在乎自己的感受，所以可以对兄妹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这也是为什么他能走的很远，人一旦有了想保护的人，就能拿出最大的勇气和最深的妥协。于是他到中年也没尝过恋爱的甜头，却早早就体会到了人如草芥的滋味，他也想像安欣这样的人一样挺起腰板做人。

就像他们的名字，安欣追求良心的平安，而高启强则是追求“强者”的身份，保护家人，也填补多年缺失的自尊。

所以高启强一步步黑化，何尝仅仅是为现实所逼，何尝仅仅是为了金钱和物质，他难道不也是沉浸于成为人上人前呼后拥随意掌控他人命运的莫大快感？以往越是被踩在底层的人，越渴望被人尊重和崇拜。

高启强深知一句“上边有人”对普通群众的震慑力，一个底层人想要真正的依靠合法途径跨越阶层出人头地被众人仰望，是很难的，所谓成功很可能且大概率只是暂时的，活出个人样，或许就是高启强这种底层人的一生的目标。

虽然安欣只是一名小小的刑警，在高启强的世界里，已然是一个强者，所以谁能想到安欣这个名头居然是高启强用的第一把保护伞，尝到一点权势的甜头就很难割舍，他也想做安欣那样的强者，高启强知道，如果怂了，所有的优惠将化为乌有；只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走上不归路。

残存的善良与尊严

问：你觉得现在的人最缺失的感情是什么？

周国平：要我说有两种感情都缺失，一个是善良。善良，对生命的同情，这是最基本的感情。一个社会要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至少运动是大部分人都具备善良的品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环境让人不敢善良，你善良就倒霉。另外一个是缺乏高贵，做人的尊严，往往只要利益，为了利益不要尊严。

安欣就是这样代表了人们心中的那片柔软，那份渴望，那份善良与尊严，是最柔软又是最坚硬的，这也是为什么反派们对安欣都明显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犯了罪的人，就是最低等的人，而只要有权势，就还可以“重新做人”，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做人，就像老默出狱后一样，一个坐过牢的人，谁还看得起他，没有工作要他，他看为全部希望的女儿也被自己吓跑，他也想走回正路，想给女儿一个家，可是没人帮他，是高启强给了他一个活着的希望，哪怕是在暗地里活着。

但是就算是权势，也是利益的交换，当人没有了可用之处，权势自然会弃你而去，什么都没有，只剩烂命一条时，好像所有人都把你当做路边野狗，避之不及，而只有安欣，在任何时候，都把你当人看，所以老默说他这辈子只信任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一个是安欣。高启强能找到你的利用价值，给你一条活路，安欣却能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愿意给你点一盏灯。

即使在最无情的法律，趋炎附势的社会面前，有人依然拿他们当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看，这人就是安欣，就像他无数次用那条受伤的胳膊拉住下坠之人的手一样，他也渴望用尽全力紧紧抓住每一只将要步入歧途的羔羊。

白驹过隙，归路无期

高启强又吃了一个饺子。

“我还是觉得，2000年春节的那顿饺子最好吃，二十年，真像一场梦啊！”

安欣说道：“是啊，梦醒了，我的师父还在，兄弟还在，徒弟还在。”

“我还是那个卖鱼的阿强。”

“我还是不求上进的小警察。”

“日子平淡充实。”

“好像也不错。”

二人一笑，随即落寞。

安欣与高启强的关系，有点像《无间道》里的陈永仁和刘建明，好与坏都太淋漓尽致，借用一下刘建明的台词:

“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这也是高启强在最后时刻的内心告白。

很少有哪个反派角色能让观众做到这样的共情和理解，这是因为导演对高启强的刻画是非常完整和饱满的，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们了解他过往的诸多艰辛，也曾见过他淳朴善良的一面，所以我们更多是唏嘘多于厌恶，安欣也是这样，他比我们更了解高启强的过往和艰难，安欣从起初对高启强的感情就是特殊的，最初的高启强身上有着安欣最缺乏的东西—亲情和温暖，加上同病相怜的命运的亲近，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总是偏爱着高启强。

安欣对高启强，虽然立场敌对但不是仇恨，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他不知悔改越陷越深的惋惜，对自己虽然曾经帮助他却无法真正拯救他的遗憾，对自己无法改变大环境眼看着一个曾经清白卑微的小人物在保护伞的庇护下一条道走到黑的无力。

他内心是痛苦的，痛苦二十年前相遇因为都没有父母同病相怜的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幸福的结局。这二十年他们都失去了太多，身边重要的人一个个离开了，曾经对未来美好的期许都一个个破灭了，无论物质条件如何内心都越来越荒芜，看到对方仿佛就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镜像。高启强的死，对于安欣不是成功，而是他们这二十年的一个悲剧收尾。

二十年来，两人从未断了联系，却眼睁睁看着曾经可能成为挚友的人一步步走远，迷失，直到走到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终点，哪怕有惺惺相惜的经历，最终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以怎样的姿态行走在世界中，却不是单凭谁的意志和努力就能选择的。

谁能测量生命的长度，谁能逃避时间的追问，谁能撬动命运的齿轮，我们都在不断赶路中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被命运和欲望裹挟，没得选择，是悲哀，要为选择负责，更是悲哀，所以我们喜欢说“如果”，让人好忍不住想，如果有那个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