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1日，当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尚未穿透鲁南大地的严寒，在峄县西南部的周营镇，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集会正在紧张筹备。
这一天，北风呼啸，田野萧瑟，然而在镇子中心的一片空地上，却聚集着来自四个县的上千名武装人员。
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扛着五花八门的武器，脸上却有着相同的坚毅神情。
这是运河支队成立大会的现场。没有人能想到，这支在隆冬中诞生的队伍，将在未来的烽火岁月中，成为插在日寇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山河破碎时的武装蜂起
要理解运河支队的诞生，必须回溯到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
1938年春，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告终。5月19日，徐州沦陷。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南撤，地方政权土崩瓦解，鲁南苏北一带出现了罕见的权力真空。在这片被战争撕裂的土地上，各种武装力量如野草般疯长。
“司令多如牛毛，队长遍地都是。”当地百姓这样形容当时的乱象。
据统计，仅峄县、滕县、铜山、邳县四县交界地区，打着各种旗号的武装就有数十股。
他们中有真心抗日的志士，有保境安民的乡绅武装，也有趁火打劫的土匪流寇，更有暗通日伪的汉奸队伍。
在这纷乱如麻的格局中，有四支力量格外引人注目。
孙伯龙部是最早树起抗日旗帜的队伍之一。
孙伯龙本人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峄县党部书记长，在当地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声望。！
徐州沦陷后，他没有随国民党政权南撤，而是留在故乡组织抗日武装。
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和爱国青年，很快拉起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对外使用“国民党别动总队华北50支队”的番号。
孙伯龙治军严谨，注重训练，他的部队纪律相对严明，是运河地区一支不可小觑的抗日力量。
在峄县西部活动的是邵剑秋部。邵剑秋早年弃学从军，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职，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
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在百姓中口碑很好。他领导的部队最初以“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二分团”的名义活动，但实际上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
邵部擅长游击战术，经常以小股部队袭扰日军据点，让敌人防不胜防。
贾汪一带的胡大勋部则有着不同的特点。胡大勋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家族在贾汪地区根基深厚。
日军占领贾汪后，胡大勋毁家纾难，变卖田产购置枪支弹药，组织起一支以矿工和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
他熟悉当地每一寸土地，与百姓关系密切，他的部队就像鱼游水中，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活动自如。
最特殊的是孙斌全部。孙斌全的公开身份是伪峄县第六区区长，表面上为日伪政权服务，实际上却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他利用“伪区长”的身份作掩护，暗中搜集情报，购买药品和物资支援抗日武装，多次冒险营救被日伪抓捕的抗日志士。他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位置关键，作用特殊。
这四支队伍，成为运河地区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然而，他们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难以形成合力。
更严峻的是，他们与党组织缺乏直接联系，在政治方向和斗争策略上需要引导。
整合这些力量，成为八路军115师挺进鲁南后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115师的战略布局
1939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及部分主力，穿越重重封锁，挺进鲁南抱犊崮山区。
这支从平型关战场走来的英雄部队，肩负着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罗荣桓站在抱犊崮的山巅，眺望着东方辽阔的平原。他的目光越过群山，落在了那片被运河贯穿的土地上。
作为一位有着深邃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清楚看到这片土地的战略价值：
运河南北地区，东临徐州，西傍津浦铁路，南靠陇海铁路，正是华北与华中之间的咽喉要道。
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口稠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今，日军重兵驻扎徐州，控制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将这一地区变成了向华北、华中输送兵力和物资的枢纽。
“如果我们能在这里站稳脚跟，”罗荣桓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就等于在日寇的动脉上插了一根针，让他坐卧不安。”
然而，要在这样的敌占区腹地建立根据地，难度可想而知。
这里远离山区，无险可守；日军据点星罗棋布，伪政权控制严密；还有各种国民党游击武装和地方势力错综复杂。
单纯的军事进攻难以奏效，必须采取特殊的斗争策略。
罗荣桓想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想到了红军在南方山区建立根据地的经验。
但运河地区是平原，地理条件完全不同。他结合鲁南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敌人头上跳舞”的游击战理念——不是固守一城一地，而是灵活机动，忽聚忽散，让敌人抓不住、打不着。
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有一支熟悉当地情况、得到群众支持、又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武装力量。
现有的四支抗日武装，正是最合适的基础。但如何将这些带有旧军队色彩、思想各异的队伍，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地下接头的“传教士”
深秋的涧头集镇，寒风已带上了刺骨的凉意。镇子西头的天主教堂，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肃穆。
这一天，教堂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他穿着黑色的长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圣经》，看起来像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
教堂的老神父接待了他，两人在忏悔室里低声交谈。没有人知道，这位“传教士”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峄县县委书记纪华。
纪华是受鲁南特委派遣，专门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
他此行的任务，是与山外抗日四部联合委员会主任朱道南接头，商讨整合四支抗日武装的具体方案。
朱道南是本地人，早年参加过广州起义，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他熟悉当地情况，在各方势力中都有一定声望。
1939年下半年，他受党组织委托，奔走于四支武装之间，穿针引线，促成了“山外抗日四部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为统一领导奠定了基础。
黄昏时分，朱道如约来到教堂。两人在昏暗的烛光下展开地图，压低声音交谈。
“孙伯龙态度明确，愿意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但他对部队改编后的隶属关系和干部安排有顾虑。”
朱道南指着地图上标注的几个点，“邵剑秋部战斗力强，但内部成分复杂，有些旧军官习气很重。胡大勋是真心抗日，但他与地方势力牵扯很深。孙斌全处境最危险，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暴露，全家性命难保。”
纪华仔细听着，不时点头。
他传达了115师首长的指示：对这几支武装，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既要保持他们的相对独立性，又要逐步灌输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光荣传统。
改编不能急于求成，要像春雨润物，潜移默化。
“关键是派干部进去，”
纪华说，“特别是政治干部。要从根子上改造一支队伍，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政治工作。
罗政委特别强调，这支部队将来要‘在鬼子头上跳舞’，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是不可能的。”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教堂外，寒风呼啸；教堂内，一场改变鲁南抗战格局的谋划正在悄然成型。临别时，纪华握住朱道南的手：
“道南同志，这项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去向罗政委详细汇报，听听他有什么具体指示。”
二十公里的徒步汇报
从峄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王家湾村到115师师部驻地大炉，直线距离不过二十公里，但在这烽火连天的岁月，这二十公里充满了危险。
日军巡逻队不时出没，伪军岗哨林立，还有各种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在活动。
1939年12月的一天清晨，朱道南简单吃了点东西，穿上便装，揣上干粮，踏上了这段路程。
他没有骑马，没有带警卫，就像一个普通的行商，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这样反而更安全。
冬日的鲁南平原，田野空旷，树木凋零。远处的村庄冒着缕缕炊烟，近处的道路上偶尔有逃难的百姓蹒跚而行。朱道南加快脚步，他要赶在天黑前到达师部。
一路上，他反复思考着如何向罗荣桓汇报。这半年多来，他往返于四支武装之间，磨破了嘴皮，跑细了腿，终于促成了联合。
但联合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点在于整编。这些武装首领，哪个不是一方豪杰？哪个没有自己的盘算？要让他们真心实意接受八路军的领导，谈何容易。
他想到了孙伯龙。这位黄埔毕业生，有着正统的军事教育背景，对部队正规化建设有自己的见解。
他同意联合抗日，但对“政治委员制度”心存疑虑，担心政治干部干涉军事指挥。
他想到了邵剑秋。这位行伍出身的将领，打仗勇猛，但作风粗放，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与部下称兄道弟。这样的队伍，如何灌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想到了胡大勋。这位地方乡绅，抗日坚决，但家族利益、地方关系盘根错节，他的部队中不少军官是他的子侄、门客。这样的队伍，如何推行“官兵平等”？
还有孙斌全，这位冒着生命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勇士，整编后如何安排？继续潜伏，还是回到明处？
问题一个接一个，在朱道南脑海中翻腾。但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真诚相待，耐心工作，这些爱国志士最终会理解、会接受、会拥护。
太阳偏西时，朱道南到达大炉村。115师师部设在一个地主大院里，门口有哨兵站岗。通报后，他被引到罗荣桓的住处。
“就叫运河支队”
罗荣桓的住处十分简朴，一间普通的农舍，土炕上铺着草席，墙上挂着军用地图。他正在看文件，见朱道南进来，立即起身相迎。
“道南同志，辛苦了！”罗荣桓握住朱道南的手，感觉那双手冰凉，“走了大半天吧？先喝口热水。”
通讯员端来一碗热水，朱道南接过来，温暖从手心传到心里。他详细汇报了四支武装的情况，谈了整合的进展和面临的困难，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罗荣桓专注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等朱道南说完，他沉思片刻，缓缓说道：
“你做了大量工作，很有成效。这几支武装，虽然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爱国的，都是要抗日的。这就有了团结的基础。”
他走到地图前，指着运河南北地区：
“你看，这里是苏鲁两省交界，运河纵贯南北，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军占了徐州，控制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把这里变成了他们进攻华北、华中的基地。
国民党也盯着这里，韩德勤、沈鸿烈都在这一带有部队。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就等于在敌人心脏插了一把刀。”
朱道南点头。罗荣桓的分析，与他的感受完全一致。
“但是，”罗荣桓话锋一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这里是平原，无险可守；敌人力量强大，据点密集；我们又是初来乍到，群众基础薄弱。所以，这支部队不能像山区根据地那样搞，必须有自己的特点。”
他转过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朱道南：
“这支部队要像孙猴子，能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天宫。要灵活机动，神出鬼没，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要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坚持斗争。要有严格的群众纪律，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鱼水情深。”
朱道南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方向也更明确了。
“关于部队的整编，”罗荣桓继续说，“我同意你们的方案。孙伯龙任支队长，他有军事经验，在当地有威望。
你任政治委员，负责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邵剑秋、胡大勋担任副职。要从师部抽调一批政治干部过去，加强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处主任，要选一个得力的人。”
他走到桌边，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朱道南凑近一看，是“运河支队”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这支部队活跃在运河两岸，”罗荣桓放下笔，“就叫‘运河支队’。要让运河支队的大旗，在运河南北高高飘扬！”
新年第一天的集结
1940年1月1日，周营镇。
尽管是寒冬腊月，但镇子中心的空地上，却热气腾腾。来自峄县、滕县、铜山、邳县的四支抗日武装，约一千五百余人，整齐列队。
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扛着不同的武器，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期待。
主席台是用门板临时搭起来的，上面挂着“八路军运河支队成立大会”的横幅。横幅是红布做的，在白茫茫的冬日里，显得格外鲜艳。
上午九时，大会开始。朱道南首先宣布115师的命令：运河支队正式成立，孙伯龙任支队长，朱道南任政治委员，邵剑秋任副支队长，胡大勋任参谋长。接着宣布了大队、中队干部的任命名单。
轮到孙伯龙讲话时，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迈着标准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
“同志们！”他的声音洪亮，在寒风中传得很远，“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各自为战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
我们有了统一的指挥，统一的纪律，统一的奋斗目标——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许多战士的眼眶湿润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从家乡沦陷后，就自发组织起来抗日，但力量分散，经常被日伪军各个击破。
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支正规的部队，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邵剑秋的讲话更接地气：“俺是个粗人，不会讲大道理。俺就知道，小日本占了咱的家，杀了咱的人，咱就得跟他干！
以前咱们人少枪少，干不过人家。现在咱们合到一块，有了八路军做靠山，咱还怕他个小鬼子？”
战士们哄堂大笑，随即是更热烈的掌声。
朱道南最后讲话。他阐述了运河支队的历史使命和斗争方针，特别强调了群众纪律：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我们走到哪里，都要爱护老百姓，帮助老百姓。
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在运河两岸站稳脚跟，才能在日本鬼子头上跳舞！”
“在日本鬼子头上跳舞”，这个形象的说法，立刻在战士中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既感到自豪，也感到责任重大。
大会结束后，各部队带回驻地。但变化已经开始发生。
政治处的干部下到各大队、中队，组织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八路军进行曲》。战士们第一次系统地知道了什么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什么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文立正就是这时来到运河支队的。
这位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政治处主任，很快让战士们刮目相看。
他不仅能讲革命道理，还能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训练场上，他和战士一起练习射击；行军途中，他帮体弱的战士背枪；宿营时，他和战士一样睡草堆、吃煎饼。
有一次，一个老兵问他：“文主任，你是大学生，为啥不在大城市享福，跑到咱这穷山沟来受罪？”
文立正推了推眼镜，笑了：“日本鬼子不让我们安心读书，不让我们过好日子。只有把鬼子赶走，咱们大家才能都过上好日子。你们说对不对？”
“对！”战士们齐声回答。
从此，战士们不再把他当外人。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有什么困难，也愿意找他解决。政治工作在运河支队扎下了根。
在鬼子头上跳舞
运河支队成立后，迅速投入战斗。2月13日的杜庄战斗，是这支新生力量的第一次亮相。
面对五倍于己的敌人，新组建的第三中队毫不畏惧。
他们在丁广英的指挥下，依托土炮楼和院墙，打退了日伪军一次次进攻。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消息传到115师师部，罗荣桓十分欣慰。他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
“看来运河支队这第一步走稳了。敢于在鬼子头上跳舞，不是一句空话，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实践的。”
参谋问：“政委，您当初为什么给这支部队起名叫‘运河支队’？有什么深意吗？”
罗荣桓望着远方，缓缓说道：
“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连接南北，沟通江河。我们的运河支队，也要像大运河一样，成为连接鲁南苏北抗日力量的纽带，成为沟通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
这支队伍要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活动，就像运河在华北平原上流淌，无论敌人怎样封锁、怎样破坏，都要奔流不息，永远向前。”
这番话，后来传到了运河支队。战士们听了，倍感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
从此，运河支队的大旗，在运河南北高高飘扬。这支部队在血与火中成长，在战斗中壮大，成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劲旅，实现了罗荣桓“在鬼子头上跳舞”的期望。
而这一切，都始于1940年那个寒冷的元旦，始于周营镇的那次集结。一支队伍的诞生，往往决定了一段历史的走向。
运河支队的成立，不仅为鲁南抗战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更创造了一种在平原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新模式。
这种模式，在此后的艰苦岁月中，不断被复制、被发展，成为敌后战场的一把利器。
当新年的寒风吹过鲁南大地，运河支队的战士们也许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但历史会记住这一天，记住这群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记住这支在运河两岸写下传奇的队伍。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