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鲁迅先生的安排，阿Q的生命终止于1922年的新年元旦之前，即使活到那天意义也不大。
“新年好”三字中，有祝福、有期盼，阿Q呢？
男女之事断了念头；加入革命党？假洋鬼子不准；风高月黑时打家劫舍，没了那个胆。远离未庄的直奉之战、北伐出征和他有什么关系？溥仪大婚，越扯越远…
赵秀才可以去上海、假洋鬼子可以去湖北或广州，阿Q只能继续做他的“虫豸”。如此看来，主人安排他“大团圆”也不算太委屈，本应泰然，况且站在没有蓬的车上，有一班背着洋炮的兵和团丁前面开道，在城中巡游”豪气”一场。更重要的是，百年过后不时为人们所提起，或当作哈哈镜，新人旧照。
国人自1913年有了新年元旦，阿Q经历了八次，他的《正传》中没有一次记录。
鲁迅在《过年》中交代的很清楚：“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又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向前推二十三年，正好是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
如此看来，阿Q没有在任何节庆出现，和“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没有休息和高兴的机会与条件有关。
1921年阿Q终于见到跃身而起的机会，却被“拉了出去”，只能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发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壮语。
另一个原因是鲁迅本人对节庆就不那么热心。许广平曾说：“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总是随随便便地读过了。”
先生为什么不热心节庆，他自己的解释是：“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
说到改阴历为阳历，设定元旦节这件事，要感谢孙中山先生。据说他当年非常坚持，到了不改阳历就不就职的地步。这个提案在各省代表会议通过是1911年12月31日，第二天孙先生宣誓就职大总统。
伟大的先行者的坚持不仅是为了完成“驱逐鞑虏”的目标，而且是先进国家学习的举措。试想，某晚十点，今天我们若与域外人对话，说此时为二更天（晚9时到11时），对方一定迷惑地举头望明月，低头看手机。
元旦成了新年，旧历新年怎么办？袁世凯执政时期，曾有人提出设立四个节日：阴历的春节，端午的夏节，中秋的秋节，冬至的冬节，并且这四天各放假一天。最终袁世凯只同意了春节，从此就有了春节这个名字。
1928年北伐成功，蒋介石“秉承先总理遗志”，从1929年开始只过阳历新年，废除春节，警察像今天一些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那样忙碌，拜年、卖农历都是违禁行为，直至1934年才停止干涉。
文革中的1967年，国务院发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有的家庭初一全家举着“红宝书”向毛主席拜年，有的人出门与他人相见时，互道：“祝你见到毛主席”。
这是另话。
又及，“25日刚过，26日就来了。今天看到网上一条神点评：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12月25日与12月26日之间的矛盾。”—— 2019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