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的我，的确顽皮的不像话。倒不是学习方面，相反，小学时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顽皮是指生活中的顽皮。
在我七岁那年，母亲给我生了弟弟，我当了姐姐。在这之前，我自由自在地体验着独生女的生活，疯狂地由着性子玩着。那时正是九十年代，孩子并不像如今这般珍贵，大概在农村的关系，各家各户的孩子大多没有专人看护。像我父母做农活时，他们忙他们的，我忙我的。到了周末，我便一天到晚不回家，全天在邻居姐姐家玩，她们家要下地，我就跟她们下她们家的地，干她们家的话，至于父母在哪，我不知道，而我在哪，父母也从不担心。
邻居姐姐，其实是两个姐姐，大姐大我三岁，二姐大我一岁，她们还有个弟弟，小我两岁，我同她们一起喊作弟弟。我羡慕这种有姐有弟的热闹生活。我同二姐年龄差距小些，所以与她更亲近，仿佛说不够，玩不够，于是我便见天待在她们家里，在她们院子里蹦跳玩闹，看着她们全家吃饭，又或者在二姐卧室里大声嘻笑，不到母亲来喊我，我绝不回去。
那时，人们的卫生条件差，吃水要到村西井里挑水，洗发用品也短缺，不像如今可以经常洗头发，而无论何时，爱美的女孩们都爱留长发，扎辫子，于是有了虱子”这种见怪不怪、令人发痒的讨厌东西，我的大姐、二姐也不例外，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她们的母亲我的二大娘总是坐在马扎上，用篦子为蹲着的大姐二姐刮虱子，这旁边站着还未染过虱子并对它深感好奇的我，这时，我的内心萌发了一个惊人的想法:刮虱子可真有意思，这才是大姑娘才能做的事情啊！仿佛头上有虱子是一种很时尚的体验。于是，我讨好地说:“二大娘，我也想招虱子，给我点吧!”说着，在二大娘阻拦之前，我已经披散着我半长不短的头发，像用水桶接水那样去接她刮下的虱子了。这一来，毫无悬念的实现了我的愿望，虱子的生命力可真顽强，第二天，我就感觉我的整个头上，已有千军万马的虱子队伍了，真是怎一个“痒”字了得！不用想，那几天，我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什么“小死丫头，作死等等。我哪里还有任何解释的理由，骂归骂，母亲在逢集时，便买来了一种消灭虱子的棍状药物，母亲叫它作“虱子棍”，而嘴馋的我，听成了“芝麻棍”，真是相差万里啊!后来，经过蓖子的搜刮，“虱子棍”的迫害，我头上的虱子终于被击溃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主动染虱子的往事，我的嘴角总会笑起。而这大姐、二姐、二大娘已多年不见，只有当我偶尔回娘家时见上一面，我们都不再住在曾经的村庄，那脱口而出的一声“二姐”，与小时候的声音，味道也完全不同了，时间和成长带来了陌生。或许那过去的纯真早已不在，可我仍相信，那个染上虱子的下午，仍在，不管童年走了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