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框架，将当代人工智能的递归式发展界定为一种“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呈现。论文论证，以通用人工智能（AGI）为趋势的智能技术，其社会化、自主化的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雇佣劳动关系的矛盾已达到临界点，具体表现为价值源泉枯竭、经济循环断裂与阶级对立深化的系统性危机。然而，这一危机正催生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性回应。本文以中国国资委于2026年主导成立的中央企业“AI+”具身智能产业共同体为关键案例，剖析国家力量如何主动介入，试图通过重构生产组织关系与所有制形式来驾驭新质生产力、缓解其与旧生产关系的冲突。研究表明，智能生产力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能否实现其解放潜能，取决于社会能否在过渡时期完成包括国家战略引导在内的革命性重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家战略；产业共同体；人类解放
一、 引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智能革命与国家回应
我们正见证的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变革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当代以递归自我改进、通用化为特征的人工智能（AI）的崛起，正是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具有“新质”特征的生产力飞跃。它并非一般的技术改良，而是从根本上重塑了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从而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剧烈冲突。
这一冲突并非静待其变的抽象矛盾，它已引发全球主要行为体的战略性应对。2026年2月10日，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中央企业“AI+”专项行动深化部署会，正式成立央企“AI+”具身智能产业共同体，标志着中国AI发展从“技术突破”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一跃。这一事件绝非孤立的产业政策，而是国家层面自觉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主动调适生产关系以适配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实践。本文旨在阐明，AI作为新质生产力如何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同时分析以国家战略为代表的制度性回应如何成为塑造未来社会形态的关键变量，并探讨其最终指向的人类解放前景。
二、 AI作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历史地位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的具体化和时代化表述，特指那些由颠覆性技术突破催生，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能引领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生产力。AI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其“新质”体现于三个维度：
1. 劳动者的革命性扩展与“一般智力”的物化：AI，特别是具备自主规划与创造能力的强人工智能（AGI），已超越传统工具范畴，成为“一般智力”的自动化物质载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预见的“一般社会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并且“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的图景正在实现。人类劳动日益从直接生产过程中“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担任监督者、调节者和概念创造者的角色，而重复性、程序性乃至复杂的认知劳动正被智能系统大规模接管。
2. 劳动资料的智能化与劳动对象的数据化：算法、算力与海量数据构成了全新的、智能化的劳动资料体系。劳动对象从实体物质极大扩展到信息、知识、社会关系乃至人的认知模式本身。生产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全球化、网络化与实时协同，生产力的社会化属性达到空前水平。这使得生产活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精准度响应复杂的社会需求。
3. 自我革新的递归性与发展的超线性：AI的“递归自我改进”能力，使其发展速度可能脱离人类的线性控制，进入指数级甚至超指数级增长轨道。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质变”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一个持续加速的飞跃过程。这种内在的加速器机制，使得AI对既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强度与速度，均是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乃至信息革命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AI是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的一次“元技术”突破，代表了生产力发展序列中的一个质的临界点，为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提供了现实的技术可能性，同时也对容纳它的社会形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 生产力的桎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总爆发
然而，这种高度社会化、具有无限潜能的新质生产力，被困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导致其内在矛盾以空前激烈和集中的形式爆发，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发展形式”彻底转变为“桎梏”。
1. 价值规律失效与剩余价值源泉的消解：资本主义生产依赖于活劳动（可变资本）创造剩余价值。AI的大规模应用，本质上是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死劳动”系统性地替代“活劳动”。这直接冲击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导致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以更猛烈的方式显现。资本为追逐利润，必然加剧对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生产资料”的垄断，进一步将社会化的生产力据为私有，从而在更深层次上阻碍生产力的普及与应用，形成“为垄断而创新”的扭曲激励。
2. 再生产循环的结构性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依赖于大众消费能力。AI驱动的普遍性就业替代，导致作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工薪阶层购买力系统性萎缩。生产力的指数级增长与有效需求的相对收缩之间的冲突（即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被急剧放大，引发持续性的经济停滞、资产泡沫与债务危机风险。传统通过信贷扩张刺激需求的手段在此结构性问题面前日益失效，经济可能陷入“高生产力、低增长、高不平等”的陷阱。
3. 阶级对立的新形态与深度异化：矛盾从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演变为垄断“智能生产资料”的极少数“技术-金融寡头”与日益“无用化”的广大民众之间的对立。后者不仅被剥夺了通过雇佣劳动分享社会财富的渠道，其产生的数据被无偿占有，其认知、偏好乃至情感也可能被算法塑造和商业利用，陷入更深层次的、全面的异化——“数字异化”。社会分裂的风险空前加剧。
4. 国家调控的困境与合法性危机：当税收基础（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因大规模失业和资本增值方式虚拟化而坍塌，社会福利体系与公共职能难以为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既无法解决内部的结构性失业与分配危机，也难以应对跨国数字资本的无国界流动与避税，其治理能力与合法性遭遇严峻挑战。国家在维持资本积累条件与保障社会团结之间的平衡变得异常艰难。
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无法容纳AI所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桎梏”作用已全面显现，系统性危机并非偶然，而是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 解放的潜能：新质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奠基
历史的辩证法在于，正是这种尖锐的矛盾，同时也孕育着解决矛盾的条件。AI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为扬弃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基础。
1. “必然王国”的缩短与“自由王国”的拓展：AI将人类从繁重、重复乃至复杂的必要劳动中空前解放出来，为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工作日缩短”提供了现实路径。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生产力极高水平发展而降至极低，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的“自由王国”奠定了基石。
2. “自由人联合体”的技术与组织基础：高度智能化的社会生产体系，使得对整个社会生产与需要进行科学、精准、动态的规划与调节成为可能。这为克服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实现“在共同控制下”的生产，即直接的社会化计划生产，提供了技术手段。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如数据公有制、算力公共基础设施）与智能化计划经济的结合，是“自由人联合体”得以运转的物质前提。
3. 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与全面发展：当谋生不再是主要压力，劳动将从“外在的强制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个体将从旧式分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AI可以承担大部分专业性、工具性的工作，而人类则可以更专注于其“类特性”——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科学、艺术、社会交往与自我实现中获得全面发展。智能技术本身可以成为个性化教育、终身学习和创意实现的强大赋能工具。
五、 过渡时期的斗争与战略建构：国家角色的凸显
从旧社会的“桎梏”中挣脱，迈向新社会的“形式”，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与主动建构的过渡时期。智能革命的解放潜能不会自动实现，它激发着不同社会力量（尤其是国家）的历史主动性，在以下关键领域展开博弈与建设：
1. 所有制与生产组织形式的战略探索：核心斗争是打破私人资本对“智能生产资料”（数据、算法、算力）的垄断，探索其社会化的占有与使用形式。中国国资委推动成立的央企“AI+”具身智能产业共同体，是这一探索的典型例证。它通过国家战略引领，以“共同体”形式整合关键央企资源，旨在超越单个企业的市场逻辑和私有壁垒，在具身智能等战略前沿进行有组织的协同研发与产业落地。这实质上是对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前瞻性、制度性调适，试图建立一种更能集中力量、规避无序竞争、加速技术扩散的新型生产组织关系。其深层逻辑在于，确保对核心生产力的主导权掌握在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手中，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公共利益，这是对“智能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一种重要实践。
2. 分配制度与社会契约的重构：面对AI可能导致的就业结构性冲击，构建新的社会分配与保障机制成为紧迫课题。全民基本收入（UBI）、技能重塑计划、基于社会贡献而非市场雇佣的福利体系等构想与实践，都是在探索如何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财富进行更公平的再分配，以维持社会团结与稳定，并为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积累经验。这要求财政税收制度、社会保障网络进行根本性改革。
3. 政治治理与价值嵌入的全球挑战：国家必须发展能够有效治理跨国数字资本、协调全球技术标准与伦理规则的能力。同时，必须确保人类对技术的绝对主权，将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目标内嵌于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全过程。这要求政治体制与治理模式进行深刻创新，发展出能够应对技术复杂性、社会多元性和全球互联性的新型民主与协商机制。
4. 人的主体性与教育革命：教育的核心必须从职业技能训练，转向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协作精神与深厚伦理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教育体系需要重塑，以使人能够驾驭AI工具，进行高阶思维和复杂决策，而非被其替代或异化，真正成为“自由个性”的主体。终身学习将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
六、 结论：在战略主动中塑造未来
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审视，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正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既宣告了旧生产关系的日益过时，也为更高阶社会形态的到来累积着物质条件。国资委的“AI+”产业共同体部署，生动地表明这一历史进程并非纯粹的自发演化，而是可以被国家战略、制度创新和社会斗争所塑造的。这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规律的当代印证，展现了在历史转折点上发挥制度优势进行主动建构的可能性。
我们面临的未来，将取决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如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是让新质生产力在旧秩序的危机中制造更大的分裂与混乱，还是通过主动的、智慧的社会关系重构（包括国家战略引导、所有制创新、全球治理协作等），引导其成为普遍解放与共同繁荣的引擎？ 中国的国家战略实践，是全球范围内应对这一时代之问的重要尝试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产业竞争，更在于为人类社会如何驾驭颠覆性技术、调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提供了宝贵的制度实验场。
最终，智能时代的结局，将取决于全人类能否凝聚起足够的历史主动性，在包括国家战略在内的多层次斗争中，推动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将新质生产力的无限潜能，坚定不移地导向“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正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挑战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