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禧北伐梦成空

                    第十五节 总评韩

南宋的奸臣，《宋史》一共列举了七位，韩侂胄不幸成为其中之一。韩侂胄是不是奸臣呢？我们来做个具体分析。

韩侂胄的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协助赵汝愚，推动光宗赵惇内禅；二是发动“庆元党禁”，打击道学；三是主持北伐，试图恢复中原。

第一件事“绍熙内禅”。我们前面讲过，宁宗赵扩得以顺利提前继承皇位，赵汝愚居功至伟，但韩侂胄的角色作用也不可或缺，他也是“绍熙内禅”的主要骨干。让病重昏聩的光宗赵惇下马，推血气方刚的赵扩上马，使大宋朝廷得以正常运转，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正面的，积极的！韩侂胄荣幸地参与这件历史性事件，当然不能算入奸臣的“积分”。

第二件事“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是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朱熹等政敌的主要手段，这在大宋来说，实在稀松平常得很。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大臣便分成两派，支持变法的一派，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以王安石为首；反对变法的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以司马光为首。两党相互排斥攻击是常事，一直持续到北宋末期。所以政治派别的斗争，也不能算做奸臣的“积分”。

再者说，“庆元党禁”其实禁得很不彻底，比如，道学首领朱熹虽然贬官，但是保留了“祠禄官”，最后还是他自己请求退休的，死后第二年，朝廷便下诏：朱熹已经退休，拜授华文阁待制，赐予退休恩泽。等于恢复了他的名誉；

又如，赵汝愚于公元1196年正月卒，二月便恢复了他的官职，允许其在故乡埋葬，后来还追赠他为少保。

再如，彭龟年、黄洽、刘光祖、倪思等仅仅是挪动了一下官职。其他如陈騤、林大中、楼钥、李壁、詹体仁等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用。

“庆元党禁”的时间只有六年，时间也不长，在此期间，韩侂胄很多时候都是受了京镗、刘德秀的蛊惑，尽管如此，韩侂胄还一定程度地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比如，公元1199年的“蔡琏事件”，京镗、刘德秀利用蔡琏告密，欲将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叶适、项安世等抓捕入狱，韩侂胄听了范仲艺劝告后，二话不说，立即予以阻止；又如，婺州吕祖俭弟弟吕祖泰上书朝廷，请求诛杀韩侂胄、苏师旦，驱逐陈自强等。如果不是程松担心牵连自己，韩侂胄几乎没有惩罚他。

因此，按正常的标准，打击政敌推行党禁，并不能成为奸臣的依据。

第三件事主持北伐。但凡有点爱国心之人，对主动北伐的人都是赞许和推崇的，何况韩侂胄在主持北伐时，还做了两件令人振奋、大快人心之事，即“崇岳、贬秦”！

公元1204年五月，在韩侂胄的建议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岳飞的平反，从孝宗开始，到宁宗朝为顶峰，此时距岳飞含冤去世已六十二年了！韩侂胄此举，是顺应民心，得到举朝上下拥护的。

秦桧死后，高宗赵构加封他为申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爵谥。公元1206年四月，朝廷又应韩侂胄的建议，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缪音miù)。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士气高涨。韩侂胄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韩侂胄北伐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将帅乏人，无人能抗领军大旗；其次是重用了吴曦这个叛徒；最后是主和派的干涉阻扰。

北伐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并不能因为韩侂胄北伐，就说他是奸臣吧？

有人说韩侂胄北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这是污蔑之词。韩侂胄主持北伐之前，已经于公元1199年封为平原郡王，于公元1202年封为太师，官位爵位都到了人臣的顶点，御笔掌握在他韩侂胄手里，他还要怎样的权势？

又有人说，韩侂胄北伐，是为了和杨桂枝争权，是两个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说得这么“高大上”。是这样吗？

公元1205年，为了统一指挥北伐，韩侂胄担任了平章军国事，位列宰相之上。其实早在公元1201年，惠民局主管夏允中就提出来，应该仿照文彦博的“故事”，授予韩侂胄“平章军国重事”，但是韩侂胄不但拒绝了，还将夏允中罢官了。而杨桂枝于公元1202年才被立为皇后。韩侂胄如果想做这个“平章军国事”，只需暗示属下提出即可，何必要趟“北伐”的浑水？谁不知道，北伐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此来说，从韩侂胄的所作所为来说，并不是一位奸臣，相反从一些证据来看，他反而是忠臣。我们看以下事例：

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戊集“考异”条说了公道话：“籍其奏章，至陛下二字，必提空为谨。或以为韩意叵测者，非也！”

意思是说，抄韩侂胄家搜出的奏章，写到“陛下”两字时，一定要空两格以示恭敬，有人说韩侂胄居心叵测，是错误的！

《宋史.韩侂胄传》明确记载，开禧北伐失利后，韩侂胄拿出家财二十万贯资助军饷，《四朝闻见录》又说，韩侂胄捐出家藏金器六千两，宁宗优诏褒奖。自古到今，有多少朝廷大臣愿意拿出自己家财资助军饷？

《四朝闻见录》戊集还记载，韩侂胄用兵失败后，须发为之尽白！韩侂胄为何须发尽白？不正是忧心国事所致么？

韩侂胄被杀前，周筠一再示警，据《四朝闻见录》记载，曾亲自到韩府汇报，韩侂胄却回答说，如果真有这事，愿意一死报国！周筠很无奈，但还是极力劝谏，韩侂胄才想到启用正当程序，用言官弹劾政敌。因为宁宗赵扩极为看重言官的作用。

从夏震用三百人即将韩侂胄斩杀来看，韩侂胄平时的护卫应该是极少的，可见他的对立面不多，他可能完全没想到，史弥远会如此心狠手辣！

那么韩侂胄为什么会被《宋史》列为奸臣？主要是因为他禁过伪学，前面说过，禁伪学不过是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手段，怎么成了奸臣的依据？因为史弥远当权后，为了获得士大夫的欢心，大力推崇道学，使道学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思想。从南宋末期开始，至元明清，士大夫阶层都是道学家，奉“程朱理学”为圭臬。《宋史》是元代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但脱脱和阿鲁图只是挂名，具体修撰则由铁木尔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道学家完成，加上韩侂胄北伐失败，韩侂胄的传记，在道学家手里能有好面目么？

韩侂胄不幸被列入奸臣传，那么他和他的亲信大臣之间的一些劣迹，便被无限放大了。所以韩侂胄的形象在史书里甚为不堪。

《宋史》对“战”与“和”的观点也很矛盾，秦桧主和，《宋史》指责他“倡和误国，忘仇斁伦”，这当然没毛病！可韩侂胄北伐，却又指责他“自兴兵以来，...死于兵戈者，不可胜计...中外忧惧！”“和”也错，“战”也错，对错全在书史者一支笔上！能不畏哉？

佐料：据《宋史》（中华书局简体）“出版说明”介绍，《宋史》是二十五史（加〈清史稿〉）中篇幅较大的一部史书。但是修撰时间相当短，只有两年半。由于时间仓促，《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即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宋史》修撰起主要作用的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铁木尔塔识，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元史.铁木尔塔识传）；张起岩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元史.张起岩传）；对《宋史》出力最大的欧阳玄，更是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元史.欧阳玄传），所以，韩侂胄被《宋史》列入“奸臣传”，毫无悬念！

周密《齐东野语》“诛韩侂胄本末”也对韩侂胄说了公道话。韩侂胄身死后，什么坏事都强加在他头上。前文所说的赵师弈学狗叫，实际是郑斗为报复赵师弈鞭打武学生而捏造的，许及之跪在韩侂胄面前，费士寅钻狗洞，都是不得志的人杜撰丑化韩侂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