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老家，跟几个发小吃饭。有个哥们在县城财政局干了快十年，酒过三巡开始吐槽，说现在单位里新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全是北京上海回来的，有的之前在大厂写代码，有的做运营，还有个之前在金融机构干过。
他喝了口酒，叹了口气，说这些人挺可怜的，兜兜转转一圈，又回到原点了。
我当时就想，这话有意思。十年前大家伙儿都在讨论"逃离北上广"，那时候还有点悲壮，像是被大城市逼走的。
现在不一样了，回去是奔着编制去的，自带一种"我想通了"的坦然。五年前"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句话刚流行的时候，很多人还当段子听，现在没人笑了。想为人民服务的人太多，人民都不够用了。
我那哥们说，他们单位去年招三个人，报名的有一百多，研究生占了快一半。
有个岗位之前是个姑娘干的，本科毕业，干了五年，现在考上公务员走了。新来接替她的，985硕士，之前在深圳做产品经理。工资差不多，但人家图的是稳定。我哥们说着，又喝了口酒，表情有点复杂，说不清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
这些年县城体制内的日子其实也没外面想的那么滋润。财政紧张，很多地方工资都发不出，欠个半年一年的不稀奇。但即便这样，回来的年轻人还是越来越多。
为啥呢？因为大城市那边更不好混。房租、通勤、加班、35岁危机，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把人往回推。
我有个朋友之前在北京干程序，月薪两万多，看着还行，但房租五千多，每个月存不下几个钱。后来回老家考了个事业编，到手四千多，住家里，吃家里，反而比在北京还能存点钱。
这么一算，好像也没毛病。
但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于，都回来了，都进体制了，谁来养？财政的钱从哪来？纳税人的钱就那么多，用税人太多，税就不够用了。
这话说出来有点刺耳，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一个县城，吃财政饭的人多了，养他们的钱就得从别的地方挤。挤来挤去，最后还是老百姓承担。
我那哥们说，他们局里现在四十多号人，真正干活的也就十来个，剩下的都是"关系户"或者等着退休的老油条。新来的年轻人干活卖力，但干着干着就发现，好像自己干的活儿，跟编制没啥关系。写材料、跑腿、填表，杂七杂八的事儿一大堆，真正能体现价值的东西少得可怜。
有个姑娘跟他说，她感觉自己像个高级勤杂工，每天忙得团团转，但又不知道在忙啥。
这就是体制内的真实生态。外面的看客觉得进去了就稳了，里面的人才知道，稳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一辈子都这么耗着，干着没什么意义的活，拿一份饿不死撑不着的工资，熬到退休。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的，过了几年又跑了，再去大城市折腾。折腾一圈，又回来。兜兜转转，像是在跑圈。
我有时候在想，这事儿怪谁呢？怪年轻人没志气？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大城市不好混，回老家找个稳定工作，人之常情。怪体制内太舒服？也不对，很多地方工资都不高，拖欠是常态。
怪财政供养太多？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但解决起来太难了。你让那些已经在体制内的人出去，他们能去哪？
有些地方开始"防范集中规模性返乡"，这话听着挺有意思。意思是，回来的人太多，我们怕了。怕什么呢？怕编制不够分？怕财政撑不住？还是怕社会矛盾激化？没明说，但大家都懂。问题是，你防得住吗？大城市待不下去的人，总要有个去处。不是回老家，就是去别的什么地方。总不能让大家都睡大街上。
说白了，这事不是政策引导能解决的。政策能做的是修修补补，比如给小微企业减税，鼓励创业，延长退休年龄什么的。
但这些东西，改变不了根本。根本在于，我们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保障体系，都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调整的过程，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现在回流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就是受损的那批人。
我那哥们喝到最后，说了句挺扎心的话。他说，你看我们这些留在县城的人，年轻时候羡慕去大城市的同学，觉得他们见过世面，赚得多。
现在他们回来了，我们又觉得他们可怜，折腾一圈啥也没落下。但反过来想，我们这些人，一辈子窝在这儿，没见过大世面，赚的也不多，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这问题我答不上来。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管是留下来的人，还是回来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个时代。
留下来的人，接受了自己的一生可能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回来的人，接受了折腾一圈后还是要面对现实。没有谁比谁更高明，都是在做选择题。
至于"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话，我觉得最多对一半。编制确实稳定，但稳定的另一面是停滞。你进去之后，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定格了。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解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笼。就像我那哥们说的，县城就这么大，你转来转去，最后还是那几条街，那几个人，那几件事。干十年和干二十年，区别不大。
那姑娘之前在深圳做产品经理，现在在县城财政局写材料。她说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没回来，现在会怎么样。
但想归想，日子还得过。她现在每天骑电动车上班，二十分钟到家，晚饭后跟爸妈看电视。比起在深圳加班到凌晨，这日子确实舒坦些。但舒坦的背后，是另一种失落。她没法参与那种"做点有意思的事"的工作了。县城就这点不好，没那么多可能性。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离心机。转得越快，甩出去的人越多。被甩出去的，要么落到边缘，要么落到中间。落到中间的，就是县城体制内。它不够好，但总比边缘强。
边缘是哪呢？是外卖、快递、零工，是那种干一天吃一天、没有任何保障的活。
所以不是大家不想在大城市待，是大城市不让大家都待。房价、户籍、教育、医疗，这些东西把人分层了。顶层的人住豪宅、上国际学校；中层的人还房贷、补课费；底层的人，要么挤在城中村，要么回老家。回老家的那批人，就是现在涌向编制的人。
这事儿短期内解决不了。产业结构升级是个慢活，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也是个慢活。在这期间，回流的趋势大概率会继续。
编制会越来越难考，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即便考上了，日子也不一定好过。财政紧张是常态，编制也不是铁饭碗。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精简机构、压缩编制了。
我那哥们说，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单位撤销了，自己失业了。在县城这个年纪失业，基本就废了。大城市失业还能换个公司，县城失业只能去摆摊。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点无奈的笑。那种笑，是认命之后的苦笑。
我后来想，其实每个人都差不多。不管你在哪，不管你干什么，都在为某种确定性努力。大城市的人追求确定性，于是拼命赚钱、买房、落户；小县城的人也追求确定性，于是考编制、熬资历、等退休。形式不一样，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想在这动荡的时代里，找到一块能立足的地方。
问题在于，能立足的地方不多。
回来的人，算是找到了一块。但能不能站稳，还得看造化。毕竟，财政供养的人口不可能无限膨胀。等到某个临界点，一定会有人被挤出去。到那时候，兜兜转转的，就不只是回流的年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