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诗人笔下出现的女子，总会引起后世读者额外的兴趣。如若诗人生平行状恰有空白模糊之处，这兴趣甚至会演为热闹的论争。远如曹植的《洛神赋》，这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的女子到底是洛水之神还是其嫂甄氏？一千多年来，一干文人学者吵得不可开交。近若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按说实在看来与恋情无关，结果这传笺给龚自珍的“朱邸”中人究竟是谁的问题，竟也引来诸多猜测。最后被小说家曾朴在其名著《孽海花》中借自珍子龚孝琪之口，敷衍凿实成奕绘贝勒的侧室、女词人顾太清。很多人遂进一步推论龚诗人出京第二年便于丹阳暴卒与此有关。
这兴趣，似乎一直延续到了新诗。首当其冲遭遇猜疑的便是这首脍炙人口的《雨巷》。
依传记资料，作者当时确乎正心仪后来“被迫”与他订婚又解约的施蛰存之妹施绛年，而后者，似乎是不大乐意的。那是不是就可以咬定，诗中反复咏叹的“我希望逢着”的姑娘，就是现实中的施绛年？
当然不行。因为“文学是虚构”。
“文学是虚构”，意思不光是说出现在小说戏剧这类明显属于虚构文学样式中的人物，即使有明显的影射现实之处，也不容许“对号入座”;也意味着即使在散文诗歌中现身说法叙事抒情的第一人称“我”，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本人，而只是作家投射于文本中的一重虚拟人格。诗歌自古即多有“代言体”，且不论；近来已有不少作家指出，散文也应容许虚构，事实上从来也没做到完全写实，散文虚构并无损于散文的美与真（按钱钟书先生论诗有所谓“虚而不伪，诚而非真”之说）。其实，不妨说一切文学作品都属于广义的象征主义范畴。不管作家主观动机如何，作品一旦脱手，一旦来到处于另外一重语境的第二人视线中，立刻便获得了“高于”某一具体生活经验的普遍意义。
更何况戴望舒本来就是不同于写实的“新月派”的“现代派”诗人，写此诗时正痴迷于法国象征主义巨擘魏尔伦。我们在魏尔伦的诗集中很容易就可以翻到一首《熟悉的梦》：
我常常做这个梦，奇怪而悲切：
一个陌生的女人，我爱她，她
也爱我，每次她都隐约有些变化，
却又依稀没变。她爱我，懂我。
她懂我。我的心只为她变得
透明，一切苦闷暂时遁迹；
也只有她，只有她的哭泣，
能抚慰我湿冷苍白的前额。
她的头发是深褐、金黄还是火红？
不知道。她的名字？甜美，动听，
就像从生活中消失的亲人的名字。
她的凝视，仿佛雕像的凝视，
她的声音，遥远，平静，冷峻，
就像没入虚无的你挚爱的声音。
试与《雨巷》对读，岂非非常“熟悉”？
因此主流解读并不认可把丁香姑娘坐实为施绛年之说，而是结合作者参加进步活动遭通缉避居的真实境况，结合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社会背景，团捏出一个四平八稳人见人爱的“美好理想”象征说。这样一来，全诗似乎也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趣味，有了更深广的社会内涵。依照这个思路，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难道不是灾难深重压抑灰暗的旧中国的缩影？果然是一首有“象征”的好诗。于是似乎谜底揭开，皆大欢喜。
然而，这种观点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倘说“丁香姑娘”便是作者追寻的美好理想，诗中为何描写这“理想”是“结着愁怨”的？而且正在雨中“哀怨又彷徨”？如果是借此表现理想的难以实现，那为什么最后又描写这“理想”最终走出“雨巷”，消散于“雨的哀曲”？这岂非描写了理想的死亡？难道全诗唱出了一曲美好理想消亡于旧中国的绝望之歌吗？
这倒确实是“寓意深广”了，然而那些认为丁香姑娘是美好理想象征的人们恐怕会首先出来反对。
不卖关子了。我其实是想说，对于源自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的“象征”切不可作如古典诗词“托物言志”式甚至数学中投影映射式的生硬理解，同样名为“象征”，严格来说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手法，背后对应着东西方各自源远流长而又并行奔涌泾渭分明的文化观念乃至哲学。这里来不及详细展开，简单来说，象征主义诗歌主张通过暗示手法表达幻觉,作家所阐述的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而是个人主观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是复杂冲突的，所以其诗境往往含混驳杂令人难以捉摸。就这点看，晚唐李商隐的风格看似与之相近。但象征主义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基督神学中的神秘主义观念，其基本主张是“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因此和李商隐的晦涩朦胧不可简单混为一谈，与折柳寓别情、鸿雁表相思的借代式寄托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因此如果把丁香姑娘看作美好理想的象征，恐怕是种因哲学误认而导致的文学误读。
那么，“丁香姑娘”到底象征什么？答案只能是，和“雨巷”一样，无法明确，而且根本不存在明确的指代物。象征主义之象征，是整体的象征而非碎片的象征，欲明全诗寓意，必须考虑全诗。因此不妨做一种结构主义的解读。
我注意到，这首诗采用了一种戴望舒常用的“环形结构”。注意，《再别康桥》也用了“回环”手法，但并不具有类似的“环形结构”。回环手法只是末节诗句与首节重复，但意脉是线性流动的，比如《再别康桥》，其写景次序井然，情绪逐节可感，最后的重复只是一种呼应，表达的是诗的“完结”。而《雨巷》中，“丁香姑娘”在“我”的“希望”中无形而来又消散于无形，结尾却又回到了“我”的“希望”，等于是又回到了诗的“起点”，“雨巷”似乎是鬼打墙式走不出的怪圈。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怪圈表征着一种精神困境，而对“丁香姑娘”的憧憬和憧憬的破灭表征的是生命意志对困境的反抗冲动与这反抗意志的自我怀疑自我消解。这看起来高深，我想不过是每个人都有过的内心体验，只是难以表述。
“丁香姑娘”是谁？于是最终也同样难以明确回答,毋宁说就是戴望舒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