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理论·第五章：特定要素与企业成本
第一节 土地租金与劳动
A.租金
我们一直在分析中使用租金这个术语来指称物品服务的雇佣价格。这一价格是支付给单位服务的，有别于提供服务的全部要素的价格。由于所有的物品都有单位服务，所有的物品都将赚取租金，不论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耐久物品的未来租金趋向被资本化，并体现在耐久物品的资本价值中，进而体现为它们当下的价格。结果是这些物品的投资者和生产者都趋向于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取单纯的利息回报。
全部物品赚取总租金，因为全部物品都有单位服务以及它们的价格。如果一件物品被租出去了，它就会从租费中赚取总租金。如果它被买走，那么其现在价格就体现了折现的未来租金，并且将来它会通过对生产的贡献而赚取这些租金。净租金等于所得总租金减去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总租金，净租金仅仅由劳动和土地要素赚取，而不能由资本品赚取。因为某一资本品赚取的总租金将会被归属于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总租金。以净租金来说，只有劳动和土地要素，即终极要素，赚取租金，而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这些将与时间的利息一道，是经济体系中的唯一收入。而对于资本品来说，不论其耐久性如何都只能赚取总租金而得不到净租金，不论是在变化中的真实世界，还是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因为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一切都被归属于了土地和劳动，耐久资本品根本得不到净租金。在真实世界中，尽管资本品的资本价值是变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赚取了净租金，这些变化乃是资本品所有者作为企业家所得到的利润或亏损。因此如果真实世界中的收入是净租金加企业家利润，而企业家利润在均匀轮转经济态中消失，因此在任何世界中都没有准租金概念存在的空间。
工资是用于描述对劳动要素单位服务的支付。因此工资是租金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劳动的雇佣费。在一个自由市场上，这一租金当然不可能被资本化，因为人作为一个整体即全部劳动要素，不可能被整体买断或出售，这是在奴隶制下才能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工资是自由市场上唯一不能被资本化的租金的源泉，每个人都必然地是一位拥有不可让渡的意志自我所有者。
因此，工资土地租金的区别之一是：后者可以被资本化并转化为利息回报，而前者却不能；区别之二是：相对于土地要素而言，劳动要素一直相对短缺。当然，这项区别是完全经验性的，并非是不容置疑地为真。土地与劳动要素能够按其边际价值生产力顺序进行排序。土地要素相对过剩的结果是：并非所有的土地要素都会被投入使用，最贫瘠的土地要素将被闲置。劳动者会首先使用最具价值生产力的土地，然后是生产力次优的土地，以此类推。于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总会有一些土地被耕种和使用，而另有一些土地则不被使用。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后者将成为免费土地，因为其租金回报为零，因此其价格亦将为零。前一类土地将是边际以上的，而后一类土地则是边际以下的。目前正被使用的最贫瘠的土地，处于二者的分界线上，这便是边际土地，将赚取接近于零值的租金。
认识到边际土地仅仅会赚取接近于零值而并非零值的租金，非常重要。原因在于人的行动中并不存在无限的连续性，而行动并不会以无限小的步伐进行。并不存在对诸如“接近”、“大量”等术语的行动学的精确标准。我们所能确信的只是，如果我们对数组中土地的边际价值产品进行排序，边际以下的土地的租金将为零。除了说边际土地的租金比边际土地之上的土地更接近于零值以外，我们无法判断其租金是多少。
之前我们已经得知，当一种要素的总供给增加时，其边际价值产品会便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经济体系中的三类主要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品。在一个增进式经济体中，人均资本供给是增长的。那么我们以后就把增进式经济体的定义转换为人均资本的增长，以便比较某一类要素供给的变化与另一类要素供给的变化。所有级别资本品供给的增长，都引起资本边际价值生产力的降低，从而资本品的价格便会下降。总体而言，土地和劳动要素的相对边际产品价值倾向于上升，如果不以货币因素衡量，而以实际价值计算的话，其收入将会上升。如果资本的供给保持不变，同时劳动或土地要素的供给发生变化，情况会怎样？比如，假设保持同一资本结构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了，于是劳动要素的总供给扩大了。结果会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的普遍降低和土地边际产品价值的普遍上升。这一上升将会使之前处于边际以下无法获租的地块能够赚取租金，并为新增加的劳动所耕种。这便是李嘉图特别强调的过程：人口推动土地供给。但是劳动的边际价值生产力下降趋势会被其边际物质产品表的增加所抵消，因为人口增长会容纳对分工和专业化优势的更大程度的利用。持续的资本供给将不得不转而适应被改变的条件，但是恒量的货币资本将会生产更多实物产品。因此对于劳动的边际价值生产力的补偿趋势将会加强。对于任何时点任何给定条件下的资本和生产过程，都会有一个最优人口水平，使得经济体系中的人均消费品总产出最大化。一个较低的人口水平将无法利用劳动分工和劳动机会，从而使劳动要素的边际物质产品低于最优点；一个较高的人口水平则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价值生产力，从而降低人均真实工资率。
认定在给定的土地和资本情况下，存在能够使人均真实产出最大化的理论上的最优人口规模，将会成功地终结经济理论中晦暗的马尔萨斯主义论调。因为在任一时点既定的人口增长是否会导致人均真实产出的增长或减少是一个经验问题，取决于具体的条件，这无法由经济理论回答。对于人口及其规模，经济学能说的很少。将人口理论著作包含的经济学，而非生物学或心理学，不过是历史偶然事件的不幸结果，这个事件就是早期的经济学家们恰巧率先钻研的人口统计问题。
由于我们习惯于隐含地认定劳动比土地要素稀缺，我们会谈论零租金土地。假如情况倒过来，土地比劳动要素稀缺，我们就不得不谈论零工资劳动者，边际以下的劳动等等。就理论而言这确实是可能的，可以说在这种市场遭到制度性限制的静态社会里，例如古代的斯巴达，中世纪及其后的欧洲，事实上曾达到这一条件，以至于“剩余劳动”在生产中仅能挣得低于生存水平的工资。那些剩余的而且没有可投资本的人，只好通过杀婴予以限制或落入赤贫。
边际以下的土地无法赚取租金的情况造成了一种不幸的趋势，即把租金概念视为一种极差，尤指不同要素之间的品质差异。有时绝对租金或纯租金的概念被抛弃了，有一种级差意义上的租金概念如下面的描述：如果A地块每个月可以得到100盎司黄金，B地块挣得零，那么A地块就获得100级差租金。如果A劳动者每个月能挣得50盎司黄金，B劳动者能挣得30盎司黄金，那么A就获得20盎司能力租金。
恰恰相反，租金是绝对的，而且不依赖于同一类别中更贫瘠的要素的存在。租金的级差基础完全依赖于并且来自于绝对租金。在这里使用级差租金概念，除了增加混乱以外毫无任何意义。
B.劳动的本质
“劳动”概念是一个包括了大量不同性质服务的范畴。概而言之，劳动就是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纯粹人类能量的耗费。交换学生说，劳动是被企业─资本家所雇佣的。非常不科学的做法是把劳动者武断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将其中一个群体称作劳工和工人，而给其他群体赋予各种其他名称。赋予他们不同的名称意味着其贡献与其他人的贡献是不同类的，然而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比如通常习惯于称呼某些雇佣劳动者为工人，而把其他的称作经理、总经理等等，管理人员与工人相对照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分类，而我们听闻了大量有关劳资关系的说法，但是这些分类毫无价值可言。管理人员被一群或一个企业所有人雇佣以领导生产，经理们则必须听从上级的命令，比所谓劳动者更低层级的低能力工人则被这些“经济学者”当做另一个不同的类别。
然而并不存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的类别差异。一家公司的副总裁如果是被其所有者雇佣，与一个受雇的技工一样都应该遵守他们的工作合同，也就是说遵守其上级的相关命令。两人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时点就其工作条件讨价还价，正如在市场上的任何其他的自愿贸易一样。两人都是生产中花费其人类能量的劳动者。
此处我们应该注意到“劳方─资方”的虚假二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突然出现在有关工头工会的斗争之中。因为同样的理由，甚至最热心的工会支持者都认为把副总裁吸收进工会是荒谬的。对工会更多批评的人则认为如果工会试图将居于“经理人员”的较低层级的工头们组织进来是奇怪的，而且当然会对工会吸收副总裁感到恐怖。不过要是并不存在真实的二分而且所有雇员都是劳工，那么我们对工会的看法就必须相应改变。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工会吸收副总裁是荒谬的或邪恶的，那么同样的形容词也可以用于将任何工人组织进工会这件事。
C.土地供应
对土地和劳动的单位服务价格确定过程是一样的。两组要素都趋于赚取其边际生产力价值，两者还都获得企业─资本家以现钱支付的预付款。对原初的或永久性要素单位服务定价的分析可以同等地适用于每一个要素。然而在土地和劳动之间有三个基本区别，这使得二者的区分变得重要。第一个区别我们已经详细地加以解析：土地可以被资本化从而赚取利息和资本价值的变化；而劳动却无法资本化。第二个区别也已经考察过，即劳动与土地要素相比而言不足的经验事实，其必然推论是，劳动显然不是专用要素，而这适用于所有生产过程，只不过土地趋于变得更加专用。第三个区别是劳动存在一个对闲暇而言的底线价格，因为闲暇总是一件消费品。而土地就没有底线价格。
劳动更为稀缺但又并非专用这一事实意味着总是存在的荒地。只有最好的、最有生产力的土地才会被利用，这就是说这块地拥有最高的折现边际产品价值。同样，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中，出现错误的地方就会有未被利用的资本品，即已经做出的错误投资将被证明无利可图。
以下我们将探究土地要素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之前我们已经得知，任何一种要素用于任意用途的特定需求曲线，即一种要素用于那种用途的特定边际产品价值曲线，都会在这个要素起作用的领域向下倾斜。该要素在其所有用途的范围内的总需求曲线都向下倾斜。每一种用途的特定的供给曲线都依赖于一个地块具备的替代用途。如果它有任何可取舍的用途，当其价格上升时，关于每一种用途的供给曲线就会向上倾斜，因为当一种用途能产出更高的租金回报时，它就可以从一种用途转向另一种用途。在其特定用途中，地主也拥有留存需求，因为他可以将土地转向别的用途以获得更高回报。替代用途的范围越大，每一条特定需求曲线就越趋于平缓。
我们知道，消费品的价格是由消费者的需求表决定的，同样被他们的价值表所决定，即通过消费者对生产者供应的量给予评值的方式来决定。在一个变化着的经济体系中，当生产者具备投机性的留存需求时，价格就会随时受到给定库存的总需求的决定，而这一点总是会趋近于真实的消费者需求价格。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土地上。土地要素的价格将受到折现的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的总体情况决定，而且也根据可用要素的总量或库存与折线的边际产品价值表的交点而被设定。相应的，正如我们已经详细了解的那样，折现边际价值产品价格是由这一要素满足消费者的程度决定的。边际价值产品价格直接决定于一项要素对消费者做了多大程度的贡献，其折现率则决定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储蓄─投资而非即刻消费。因而，给定原初要素的库存，消费者的价值表便会决定市场经济的各种后果，而这些后果需要得到解释：原初要素的价格，原初要素的配置，原初要素的收入，时间偏好和利率，被使用的生产过程的长度，以及最终产品的数量和类型。在我们这个不停变化的真实世界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丽有序的结构籍由企业家追求利润和规避亏损的努力而实现。
在此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乔治主义者批评“土地投机”的看法。他们认为包括商业周期中的萧条在内的大量经济魔怪，都源自投机性抑制土地使用，此举导致了人为的稀缺和占用地块的高租金。这是一种典型的奇谈怪论。我们之前学到的知识告诉我们，消费品的投机活动在加速调整以最好的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资本品也同此理。与其他物品的情形相比，土地投机更少发生而且也无关紧要。并非永久存在的消费品或资本品既可以现在就使用也可以稍晚一些再使用，但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相比之下，土地是一种永久性资源，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既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未来。因此所有者限制土地使用就是纯粹的愚蠢之举，这只能使得他毫无必要地拒绝了货币租金。因而，如果一块土地撂荒只能是因为它在生产中只能获得零租金。在许多情况下，一块土地一旦被投入一个生产线，就不能轻易或不付出高昂成本地转作它用。在地主预期土地能很快用于更好的生产线，或者他对最好地使用土地心存犹豫的情况下，如果他节省的转换成本超过其继续等待和保持现有可得租金的机会成本，他就会限制土地的使用。因而，投机性的土地所有者不把土地投入更低生产能力的用途，就是在给消费者和市场作出巨大的贡献。通过等待将土地投入更高生产效能用途的机会，他把土地配置到了消费者最需要的用途上去。
导致乔治主义者发生混乱的，可能是许多地块撂荒却又在市场上要求一个资产价格的事实。地块儿在保持闲置时，其资本价格甚至还会上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种邪恶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只是意味着这块土地预期在最初的几年中不会获得租金，尽管之后它将赚得正租金。如我们所知，土地的资本价值合计等于折现后的未来租金总额，并且根据利率水平，这些租金的总额会从很长远的未来产生实际的影响。因而，关于一块闲置土地的资产价值或其升值并不存在什么奥秘，地块并不是被邪恶地阻挡在了生产之外。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土地要素供给发生变化所引起的后果。假定土地的总体供给上升，劳动和储蓄的供给保持稳定，假如新增土地处于当前正在使用的土地的边际以下，很明显，新增土地不会被使用，反倒是会加入出于边际以下的闲置土地行列。如果相反，新增土地品质较好，因而可以赚得挣租金，那就会被使用，不过由于劳动和资本没有增加，以至于这些要素被投入到比之前更大数量的土地上时无利可图。新增的有生产力的土地要与原有的土地竞争，因而会把之前处于边际上的土地挤到边际以下的行列之中。劳动将总是在最好的土地上使用资本，因此新获得的边际以上的土地，将把之前处于边际地位上的土地逐出生产，因为新增土地比其所取代的原来处于边际地位的土地更有价值生产力，这一变化便提高了该社会的物品总产出。
D.劳动的供给
在劳动要素方面，关于其用途的特定需求曲线将是向下倾斜的，而关于劳动专门用途的特定供给曲线则是向右上方倾斜。事实上，因为劳动是相对来说非专用的要素，其特定的供给曲线比通常更为专用的土地要素的供给曲线更趋于平缓。所以劳动要素的特定供给和需求曲线可以表示为图《特定用途劳动的供求》。
劳动要素的总需求曲线在相关区域内将向下倾斜。对劳动的分析中的一个复杂之处就是“劳动的后向供给曲线”的所谓发生率。当工人减少其劳动时间的供给以对更高的工资率作出反应，例如将其较高工资的一部分视为同时增加了的闲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这与对一项要素的报酬决定无关。首先我们发现，一项要素的特定供给曲线，因为替代性用途的竞争而变得平缓。但甚至一项要素的总供给曲线也会向右倾斜，因为尽管几乎没有同质性，劳动仍是一项特别非专用性的要素。因此，一组要素的较高报酬率往往会刺激其他劳动者训练自己或促使他们进入这个特定的市场。因为技能是不同的，这意味着所有工资不会均等化。这也意味着一项劳动要素的总供给曲线将会也是向右倾斜的。我们可以如图《各种劳动要素的一般供求曲线》那样来排列不同劳动要素的总供给和需求曲线。
只有在涉及全部劳动要素的总供给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向左倾斜的供给曲线，并且由于这些要素并非同质，此处的原理便显得如此不精准，以至于示意图的分析用处甚小。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工资率普遍上升时，在各个特定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关联中，根据相关个人的价值表，全部劳动即劳动时间的总量的供给既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上升的工资可能吸引不工作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吸引人们加班或从事额外的兼职工作。相反，这也可能导致更多闲暇，并减少总的劳动时间。上升的工资还会导致人口增长，同时在总体上增加劳动的总供给，或者使得人口减少，并且以增加闲暇的方式来扣除增加的工资的一部分收益，从而提高了全体人口的人均生活水平。如果当劳动被以更高货币价格出售时，货币的边际效用下降得足够大，而且被放弃的闲暇的边际负效用上升得足够大，就会出现这种向左倾斜供给曲线。劳动总库存或总供给的变化在库存减少时，将所有特定表向左移动，或在库存上升时向右移动，并以此影响特定的市场。
当所有者在土地闲置状态时因享受审美而产生较高留存需求时，关于土地要素的一条向左倾斜的供给曲线的就会出现。在那种情况下，土地就会有放弃的视觉享受的边际递增负效用，正如在消耗劳动的过程中闲暇被放弃了一样。在土地的情况中，由于土地要素之间不存在非专用的劳动要素之间才存在的巨大的联系性，这一情况事实上会对市场上的租金价格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向左倾斜的土地要素的总供给曲线来揭示。因而给予土地的更高租金价格将诱使土地所有者保留更多土地，同时一部分以不可交换消费品的形式、一部分通过得到的更多货币的形式获得更高收入。不过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是罕见的，只是个别人自己的自由选择的评值才会导致。因而某座纪念碑或某个公园自诩的保护人没有理由抱怨市场对待其珍爱之物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这些生态保护主义者拥有完全的自由去购买这些土地并原封不动地加以保护。他们将从此类保护行动中，有效地得到消费性服务。
工资率问题中应含着任何一个特定行业的心理收入或心理负效应成份。特定类型的工作或被特定的公司所雇用，会产生正面的心理收入和满足，同样也可能产生心理负效应。这些心理因素会被纳入特定用途的曲线之中。为了分离出这类因素，让我们暂时假设所有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生产力，而劳动则是一种同质的要素。在这样的世界中，所有职业的工资率都将相同。要产生这种结果，所有产业不必有相同的价值生产力。因为作为劳动的相互关联，也即其非专业性的结果，劳动者能够进入广阔的职业范围。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劳动者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生产力，那么他们就将进入一个高薪行业，从而使该行业特定的劳动供给曲线向下倾斜，而离开的工人则抬高了低薪产业的劳动供给曲线。这一结论来自于市场上任意产品的价格均等化的一般趋势。如果所有劳动都是同质的，进而一项要素的价格，即工资率，就会在行业中均等，正如纯利率趋于一致那样。
现在让我们放宽我们假想建构的条件。现在在保留所有劳动生产力均等的假设同时，让我们引入特定工作中工人获得的心理收益或心理负效应的可能性。有些工作备受大多数人喜爱，而另一些则备受厌恶。这些工作常见于某些行业，或者更严格地说常见于人们特别愿意或不愿意为之工作的单个公司。不同职业的货币工资率和劳动供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普遍不受喜爱的职业或公司中，必须以较高的货币工资率吸引和保留劳动者留在岗位上。另一方面，会有如此之多的劳动者竞争普遍受人喜爱的工作，因此他们会要求更低的工资率。换句话说，我们修正后的结论是，通过使心理工资率等同于加减了心理收益或心理负效应之后的货币工资率，心理工资率而非货币工资率将会被均等化。
许多经济学家都曾或明或暗地假设过劳动者之间内在的同质性质。而且他们并不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将这一假设作为纯粹的暂时性概念，而是试图以之描绘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本书的一项得自经验的基本假设是，在劳动技能、预见未来、能力和智力等方面，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经验上看很清楚，事实就是如此。对于这一点的否定意见看起来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即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真正平等，或者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实现平等。总的来说，关于一致性或均等性的假设，与其说是明示的不如说是隐含的，因为这一假设的荒谬和明显错误，将马上变得一清二楚：谁会否认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歌剧演员或棒球冠军呢？
一些经济学者试图证明工资差异只是缘于特定工作需要昂贵的培训成本来挽救这一同质性假设：比如一位医生比一位店员挣得多，乃是因为基于工作的性质，医生需要承担常年培训的花费，这些花费包括实际的货币成本，以及被放弃的充当店员从事此类工作而挣钱的机会成本。从而在长期均衡中，两个行当中的货币工资率不会一致，但在医疗行业中的更高收入率，将足以补偿其损失，因而以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来考虑，净工资或收入率将是相同的。确实，培训成本通过这种方式被包含在市场工资率当中。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也不能解释所有的工资及差。个人能力方面的内在差异也是至关重要的。长年培训也无法把普通人变成一位歌剧明星或棒球冠军。
许多经济学者将其分析置于所有工人的同质性假设之上。结果当他们发现普遍受到追捧的工作，例如电视导演，其报酬比诸如开挖渠道之类不受欢迎的工作要多时，他们就倾向于假定其中存在不正义和欺骗。然而承认劳动生产力中的差异，就会消除这种杞人之忧。在这类情况中，心理成份仍然存在并相对降低了更受人喜爱的工作的工资，但是它也被更高的边际产品价值和关联于后者的技能所抵消。因为电视导演比开挖渠道需要更多技能，准确的说是更少人拥有这项技能，所以这两份工作的工资率就不可能相等。
第二节 企业的成本
古典经济学认为从长远来看生产价格趋近于生产成本。这只是一种经验看法而尚未通过严谨的演绎推理。人类的创造发展能力虽然有看似无穷尽的潜力，但人类无时不处在自然世界给定的约束之中。人的行动无时不需要付出代价和消耗资源，它们的可得性是形成成本的根本性原因。这种可得性约束是从自然世界中带过来的，它正是影响成本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尽管成本也被来自于企业家的生产要素需求的总力量所影响。究竟是成本顺应价格还是是价格顺应成本，决不能肤浅地从某个例子的时间先后顺序上看，只有在过滤掉了随机波动的较长时间维度上，对均衡价格进行分析，才能发现真正的规律。从单个企业来分析，成本显然就是给定的，个人不能控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成本由外部决定是不错的。当然作为经济学分析如果只考虑单个企业，而不去做经济体系分析，那么其理论的一般性会大打折扣，等同于放弃经济学。目前充塞于经济学书籍的“新古典”产物“成本曲线”就假定了要素价格是给定的，完全无视其变动性。
目前流行的企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假设生产性服务的价格是给定的，而不再尝试解释它们。要提供一个解释，边际生产力分析是必须的，但它只是需求方一侧的单边解释。在生产性服务的提供方一侧对其可得性也需要有一种解释的理论工具。边际生产力分析和利润动机可以解释生产要素的价格及其在经济体系中不同企业和产业中的配置。再者，在生产理论中有两个重要而有趣的概念都涉及到了时期。第一个概念我们称之为“即期”，也就是在给定消费者评值，给定库存和投机性需求的基础上的商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由于即期概念提供了任意时刻所有物品的真实市场价格，因此它是重要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最终价格”或长期均衡价格，也就是即将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确立的价格。它重要是因为它揭示出了即期市场价格变动的方向，这也使得在分析上可以把利息从企业家收入中分离出来。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所有的要素都会获得其折现边际产品价值，利息则将是纯粹的时间偏好，利润和亏损则不会存在。
因此近期和长期是值得关注的阶段。然而成本曲线分析几乎只处理被称作“短期”的混合性中间阶段，在短期当中，成本被严格划分成了两个部分：固定的，即与生产总量无关必须发生的成本，与随着产出而变化的可变成本。这种建构完全是人为划分，实际上并不存在成本的真正不变性。任何所谓的不变性，都完全依赖于耗时的长短。如果假设产量为零，“成本曲线理论家们”就会让我们相信即使产出为零，也存在发生地租，管理费用等等的固定成本。然而如果企业家预期零产出状况将无限期持续，那么这些“固定”成本随即可变并且很快消失，租赁合同将终止，管理人员将被遣散，同时企业也将关门大吉。显然，不同的生产要素有不同程度的可变性。某些要素在一定产出范围内的某一数量上得到最好的使用，而其他要素在其他产出范围的生产效果最好。结论并不是在”固定”和“可变”成本之间作两分，而是各种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可变性。
在上述结论基础之上，我们转向对企业成本的分析。我们来考虑在一个假想的产出水平上，成本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两种因素决定着平均成本，也就是每单位产出的总成本状况。
(a)平均成本的第一个决定要素是有形成本：必须购买以便达到某一有形总产出要素的总量。存在有形生产力的对应物，即能够用各种数量的要素生产出的有形产品的数量。此处问题并不在于边际生产力，即其他要素数量恒定，而一种要素数量变化。我们关注的是当允许所有要素数量都变动时产出的规模。在所有要素和产品完全可分的情况下，全部要素数量的成比例变化就必定导致有形产出的同比例的变化。这可以被称作是“规模回报不变规律。
(b)平均成本的第二个决定因素是要素价格。“完全竞争”理论家假设这些价格在产出规模变化时可以保持不变，但这是不可能的。当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出规模增加时，它就必定在争取从其他企业那里获得生产要素，在此过程中也就提高了生产要素价格。对于劳动和土地要素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们不可能通过新增生产来增加供给。要素价格随产出增加而上升，这与不变的有形成本共同提高了每单位产出的平均货币成本。我们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要素和产品是完全可分的，平均成本就总是会上升。
在一个生产性的世界中，并不经常可以获得完全可分性。要素和产出的单位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被彻底分割为非常小的单位。产品也许可以分。比如假设有3个单位要素A加2个单位要素B可以合起来产出一台冰箱。那么根据我们的规模回报规律，6A+4B就可以生产出两台冰箱。而4A+3B却并不能生产出一个冰箱外加一部分的冰箱。由于单位产品在技术上不可分性，必然存在一种要素的供给增加并不会导致一种产品的增加的区间。在该区间内，由于新的要素投入并没有带来产品产出，平均成本便快速上升，于是当在要素方面的花费充分增长从而产出了更多产品时，相较于该区间内的情况，平均成本就会急剧下降。结果是：没有商人愿意刻意在区间范围内进行投资，投入更多却不能多产出一件产品就是纯粹的浪费。因此商人只会在区间范围之外的波谷点进行投资。例如假设在要素方面投资1000盎司黄金产出100单位产品；投资1100盎司黄金产出101单位产品，那么在1000盎司至1100盎司的区间中的所有各点，都无法产出超过100单位的产品。超出1000盎司且低于1100盎司的投资显然就是纯粹的浪费，没有商人会在这一区间内进行投资。而在1100盎司和1000盎司这两个低谷点上，就会有投资。
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也可能是不可分的。因为这种不可分性，就不可能同时把生产性服务的每一种投入数量翻番或减半。每一种要素都有其技术上的单位规格。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商业决策都发生在这样的区域之内，即当某些更具可分性的要素变化时，很多要素不得不保持不变。这些相对可分性和不可分性，不取决于在不同时段的变化，而是取决于不同单位的技术规格。在任何一种生产作业中，都将存在许多各不相同的不可分性。
斯蒂格勒在《价格理论》中用了铁路轨道这种要素作为例子，它可以每天承载200辆列车。当列车每天运行200趟时，铁轨便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这是技术上的理想产出，而且也可能是铁轨设计拟达到的产出。现在当产出低于200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假设产出仅为每天一百趟，生产中的可分要素就会被铁路的所有者削减一半。如果工程师是可分的，铁路方面就会雇用一半的工程师，或者雇用其工程师通常劳动时间的一半。但是铁路方面不可能将铁轨消减一半从而只在一半铁轨上运营。铁轨的技术单位就是它本来的样子，铁轨的数量仍然保持不变。即便当产出又提升到200趟时，其他的生产性服务都会翻番，但铁轨的数量仍然会保持不变。当产出增长到每天250趟车，即超过计划数量25%的增长时会发生什么呢？可分的要素例如工程师会增长1/4，但铁轨仍将保持原样，并且将被过度使用，或者增加到两条。如果是后者，列车就会因为250趟的运量再度陷入利用不足的状态，因为从铁路的观点来看，现在理想的产出是400趟。当一项重要的不可分要素利用不足，变得愈来愈少时，趋势就会是“回报递增”，因为在产出增加时平均成本在不断下降。当一项不可分要素利用得愈来愈过度时，就会出现平均成本增长的趋势。
在某些生产领域中，不可分性可能使得必须充分利用所有要素才能充分利用某一项不可分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不可分要素就会一起变化并聚集起来以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它们便等同于单一的不可分要素比如铁轨。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成本首先会随产出的增加而降低，因为增加的产出补救了聚集起来的不可分要素未能充分利用的情况。但是当达到了技术上最有效率的那一点之后，给定不可分要素，成本就会上升。此外，成本下降的趋势会被产出增加所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所抵消。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要素的可分性的规格和程度都不同于其他要素，结果就是：选择任何一种规格或组合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一种不可分的要素。不过这要以对其他不可分要素的利用无法达到效率顶点为代价。假设我们考查一个假想的各种产出水平上的平均货币成本表，当我们从相当低的产出水平开始时，所有的不可分要素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然后当我们扩大生产时，平均成本就会下降，除非被扩张生产所需的那些可分要素的价格上涨所抵消。只要有一种不可分要素被过度使用，平均成本就会迅速上升。之后，当其他未被充分利用的要素被利用得更加充分时，成本降低的趋势就会到来。结果是：随着产出增加，平均成本就会交替出现下降和上升。最后，将打倒更为不可分的要素从利用不足转向过度利用的那一点，之后当产出增加时，平均成本的一般变化趋势就是向上的；在那一点之前这一趋势会是向下的。
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混杂着来自于成本的技术方面的影响，当产出增加时，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就变得更加重要。正如米塞斯所言：其他条件不变，某一物品生产增加得越多，生产要素就越是必须从其他用途中被抽出来，而在其他用途中，它们本来可以用来生产别的物品，因此，其他条件不变，平均生产成本就会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个一般规律会部分地失效，这是由于不是所有要素都是完全可分的。即便某些要素是可分的，它们的可分也不会是以某一项的充分使用将导致其他不完全可分的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方式而可分，就此而言，并非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完全可分的。
某些不可分要素比如铁轨，只能在一特定的规格下才可使用。其他不可分要素比如机器，可以以不同规格制造出来。那么一家小型工厂就不能使用与大型工厂所用大型机器相同效率的小型机器，从而以此消除不可分性并导致固定成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里，一种特定的规格可能会是最有效率的。低于最有效率的规格，运转机器就会成本更高，因此，如斯蒂格勒所言，“把10马力发动机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并不需要组装一台1马力发动机所需要劳动的十10倍。同样地，一台卡车只需要一位驾驶员，不论其载重是半吨还是两吨。”
一台过大的机器会比一台最合适的机器更费钱，但是一家大企业可以仅使用几台规格最合宜的机器来取代一台巨型机器，所以并不存在对企业规模的限制。
劳动常常被视为一种完全可分的要素，如同可以直接随产出规模而变化的要素。但如我们所知，卡车司机不能被分成个部分，而且经理人员也往往是一种不可分的生产要素。因此，推销员、广告、借款成本、研究费用甚至精算风险的保险，都是如此。借款时会因调查工作，文书工作等等，发生一些基本成本。这些都倾向于规模越大按比例算就越小，这是另外一种不可分性，即在一定范围内的回报递增。同样，保险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就会越低。
劳动分工带来的好处可以被认为是可分的。它们来自首先必须被用于更大产量的专门化机器，同样也来自因专业化而提高的劳动技能。然而这里也存在一个分界点，越过此点进一步专业化就是不可能的，或者专业化受制于不断增长的成本。管理一直被强调为尤其受制于过度使用。更加重要的是作出最终决定的能力因素，它不能被扩展至管理所能达到的程度。
任一给定企业的规模和产出受制于许多相互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一些会对规模施加限制，一些会促使规模扩张。任何企业规模将达到的点取决于真实情况的具体数据，不可能由经济分析来决定。只有真实处境中的企业家才会经由市场的磨合，判定最大利润规模在哪里，并让企业运作于那一点之上。这是商人而非经济学家的任务。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都有大量的决定性因素倾向去提高或降低成本。一位企业家会寻求在利润最大的那一点上生产，但是影响其决策的因素太多，而且其相互作用也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在成本曲线图中捕捉到。
显然，在某些行业中的最优企业规模要大于其他行业。比如一家钢铁厂的经济最优规模大于理发店的最优规模。然而在大型企业显示出了最高效率的行业中，许多人曾经非常担忧一种所谓的成本永久性地降低下去，进而是永远大下去的企业带来垄断的趋势。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并没有一种规模永远大下去的无限趋势，每一家企业在任何时候总是有一个有限的规模，一个经济上的限制，一定会从某个方面施加给它。此外，在每一个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区域中，运营的一般规律，以及随着产出增加，产品价格下降，要素价格上涨的趋势就给每一家企业的规模设定了限度。而且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必须存在市场以使企业能够计算其利润与亏损，这也为企业的相对规模设定了最终限度。
只有当商人计划在要素上进行一项投资时，货币成本才会等于机会成本。任何生产过程中他的货币成本都是沉没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可撤销地发生了，而且任何未来的计划都必须将它们视作已经不可挽回地花掉了。商人的市场供给曲线取决于其目前的机会成本，而非其过去的货币成本。因为为了售出其产品，将必然产生新增成本，而商人会在任何可以覆盖新增成本的价位上出售其产品。当资本品在生产结构的任何一个阶段朝最后产出逼近，越来越多的投资就沉没到了这个过程之中。因此随着产品逼近最终产出和销售，继续生产的边际成本，大致上就是机会成本，就会变得更低。这就是通常的成本曲线的一团乱麻的简单含义。例如当一些成本不是固定的，而是从进一步的短期生产的角度来看是无法挽回的，它们就不再被商人纳入对这种继续生产的估计成本之中。出售完全为销售预备好了的即期库存几乎是无成本的，因为在即期的意义上，它们的生产已经不会新增成本。当然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所有成本和投资都将得到调整，并且无可挽回地投入的成本现在将不再是个问题。在均匀轮转经济体系中，所有企业的平均货币成本都将等于减去企业─资本家所得的纯利息回报后的产值，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还要减去所有者的折现边际生产力，而这个因素不会进入企业的货币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