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自译：

孟子从齐国去鲁国安葬母亲。回到齐国时，在嬴地歇脚。充虞请教说：“前几日，承蒙先生不嫌弃，让我管理做棺材的事。当时事务繁忙，我不敢来请教。现在，我想把心里的问题说出来：先生为母亲做的棺木，似乎太好了吧？”

孟子回答：“上古时候，棺椁的尺寸没有规定；中古时期，规定棺七寸大，椁的大小以棺为标准。从天子到庶人，都是这样。这么规定，不只是为了美观，是为了致哀思、尽孝心。不这样依礼去做，不能称心；手头紧，也不能称心。既能依礼，手头又宽裕，古时的贤人都会这样做，我为什么偏偏不呢？况且，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泥土沾染逝者的身体，人的这种心理都不能满足吗？我听说啊：君子不因为天下的事，而节俭用在双亲身上的开销。”

见解：

借由本节，笔者聊聊“礼”。

从孟子的回答中，我们既可以明白“礼”具有协助情感表达的作用，所谓“礼以顺人心为本”；又可以明白“礼”一定要有物质基础。我们当代人对“礼”的误解极深，我想来自于那句“吃人的礼教”；“礼”确实有可能“吃人”，不仅是“礼”，“法”也有可能“吃人”，一切制度实体都有可能沦入“吃人”的境地，而不是：“吃人”的只有“礼”，“礼”必然“吃人”。

“礼”作为一种制度实体，怎么就会“吃人”了呢？当它不再“顺人心”而成——譬如裹小脚——时，当它不再考虑物质条件而发生——譬如造巨陵——时，当它拘泥于已然不适用于当代的古代礼经时，它就很容易沦为“吃人”的东西。

“礼”为的是疏导人的欲求，而非压制人的欲求；它不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存在。“礼”以社会生活中的约定俗成为来源，使之规范化并赋予其和“仁”的精神；又以物质条件为必要考虑，使之得到适当的消费。

笔者很希望，列位在想到“礼”时，不要总搬出来一句“吃人的礼教”；这句话产生于一个惊慌失措的年代，产生于一个满腔愤怒的年代，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专门的针对对象——专制制度。勿以文学性语言形成对某事物的认识，要分清作家那种出于情感的“辞令”与“强调”，与真正的“求是、求真、求实”之间的区别。

欢迎列位共谈共学。有所疏漏，烦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