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处沿海，很早就有使用洋银的记载，但银币的量产则是民国以后才开始的。由于清朝时期铸币局筹建较迟，开工半年即奉命停办，再次设局后只生产铜元，因此龙洋上有“浙江省造”者相对稀少。目前存世者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及无纪年或称尔宝的“魏碑”、或称缶宝的“浙江楷书”四种，其中七钱二分者皆为清代银币的珍品。

 | 非常罕见之“二十二年”版 |

浙江最早的机制银币是“二十二年” （1896年）版光绪元宝小洋，只有一钱四分四及七分二两种面额，非常罕见，为光绪十年在杭州报国寺后建成的机器局所造，曾被误认为委托他省代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其中又以兵工业起步最早，所谓的机器局、制造局或军火局其实都是兵工厂；惟以造币知识、机具设备与技术水平的不足，质量差且产能低。浙江二十二年银毫版式甚多，主要是龙面英文有误，根据耿爱德（E. Kann）《中国币图说汇考》（耿谱）所记，各有7式。

 据史料记载，钱荒时浙江省曾于光绪十三年利用杭州机器局制造“光绪通宝”方孔制钱，与传统铸造制钱一并送往军机处审核，经慈禧太后下旨按旧法鼓铸，机器造币之议乃暂罢。然而，因通货不足，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也曾向粤鄂两省购买一钱四分四及七分二两种面额为主的小银角以纾解民困。所谓他省代制之说即由此而来，事实上委托代制的币面仍镌刻着产地省名。

 | 神出鬼没之“二十三年”版 |

继广东省设厂以新式机器造币获利后，各地纷纷效仿。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在请准后向德国购置了一批造币专用机器，于次年七八月间运到，自此浙江省开始正式以新法造币。订购的设备除造币用机器外还包括模具，根据2011年在德国披露的文献：这批机器由苏勒厂（Schuler）承制，币模则委托奥图·拜赫厂（Otto Beh）雕刻，有七钱二分至三分六厘等五种面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廿六日（1898年2月16日）交付，包括原模、二原模及印模共计60只由出口代理商甘拿秘（Knape）转运中国。早期不明出处时，众说纷纭，有杭州机器局造、皖省代制等说法，如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又据海关年度报告记载，新厂的产能是每日4万枚，然而因“藩台”不满意钱币的外观决定要做修改（藩台即布政使，掌管省的财赋，从二品官职）。所谓对其外观不满，应是此时已到光绪二十四年，币面上所标示的年份与实际不符，故弃用之。依报告书内容，笔者推测其规模不大，所购之印花机可能只有大小各一两架 。

二十二年浙江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小洋，根据耿谱各有7版。此二角英文为错版，上端省名间距分在CHEHK与IANG处及倒A，下方纪值漏“D”字；一角背面英文为倒 N。由铭文字样可知仿广东银毫，以“宝”“分”两字最明显。

美国集币学会（ANS）典藏之“二十三年浙江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77页图例原品。

 存世之二十三年龙洋系列币样均在德国制作，有银铜两种材质，极罕见；以耿谱来说，书中仅收录了一角与两角两种。1971年一枚伍分铜样在美国的拍卖会出现，1988年一枚银样在香港上拍；1981年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出现了一元的图片，直到1991年古德曼集藏（Goodman Collection）拍卖又见五角银样，至此各面值币样齐全。

 2011年德国拜赫厂披露的资料中显示，该厂库房中还整理出安徽、奉天、浙江、黑龙江及新疆五省银铜币的各式模具42只。其中“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有阳面原模及阴面印模多只，除缺两角外其余四种面额均有。欲深入了解的读者，请阅去年刊行的拙作《图说中国近代机制币章》16页至29页或北京出版的《中国钱币》2013年第2期“清末五省币模出处考”及2016年第4期“清末五省币模出处考补遗”。

 | 未能通行之“魏碑”版 |

 “二十三年造”字面币模弃用后重雕，新模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俗称的“魏碑”字体，由晚清书法家绍兴人陶濬宣书写；由于“宝”字从“尔”，亦称“尔宝”。想必是为了避免标示年代再次造成困扰，新模上取消了年份字样。重新雕刻币模是一件相当费时的工作，以至于到了光绪二十五年正月（1899年3月）才开始铸造，这时距离机器运到浙江省银圆局已经过了半年。

魏碑版早期曾被错认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所制，包括耿谱也是如此记载。据了解，魏碑两角与一角在1901年就已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但以往资讯的流通不如今日，故罕为人知。而由于七钱二分非常罕见，更被当成试制的样币。其实，王荫嘉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泉币》第20期已指出：“幼时数见不鲜，整百如新者，至今犹历历在目……伯兄试铸之说，同人咸赞同之，而不以予言为然，然予实矢之，亦不信当时试铸说也。”此说随即得到编辑郑家相“所见相同，吾道不孤矣”的回应。第26期有蒋保厘出示其父所留家藏檀箧装开制原品一套，上刻跋曰：“光绪戊戌己亥之交，浙江设银圆局，锡之实从事焉。嗣有沮者，事逐止，识者惜之……”，“光绪戊戌己亥之交”也就是前述二十五年正月浙江银圆局开铸之时，这才是浙江魏碑银币的正确制作年份。

魏碑版银圆产量不详，没有大量流通，在张璜编著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内也有论及：“此币于1902 年铸就后即送往上海银行公会请求允与流通。盖上海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后经该会化验认为含银程度未够标准，须打折扣流通，谈判未有结果，浙江当局宁可收回熔毁，已流通者听其自然，故流传于市者甚稀。”查魏碑版制成的时间在蒋保厘出示盒装开制原品后，其跋文所记与银圆局设置时间吻合。另书内所提到的上海银行公会始于1915年（民国四年），正式成立则为1918年（民国七年），应该是记错了对象，笔者推测可能为成立时间较早的钱业公所。内容方面，王郑蒋（保厘）张四人不谋而合，因此张璜对魏碑版未能通行的论述应是正确，但制成年代的说法有误。

奥图·拜赫厂留存的 “二十三年”浙江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正背面印模，Kunker公司图片。

 留存拜赫厂的“库平一钱四分四釐”制模用冲头与二十三年浙江贰毫银样。省名处为空白，如此在接获不同地方订单之际可节约雕刻费用及时间。注意“釐”字右下缺笔，这也是安徽、奉天、浙江及黑龙江四省贰角银币的共同特征。

尔后清廷以各省设局过多，同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铸银圆，七月浙局奉旨停工，九月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根据光绪二十四年海关报告，浙江银圆局机器设置后聘德国的技师在秋季到厂主持，次年报告则记载外籍专家在机器搬迁前数月已改调南京。

浙江魏碑银币的制作周期甚短，据老上海著名泉家郑家相回忆，当时盛行墨西哥鹰洋，商民对此种新款龙洋信心不足，故市面上不受欢迎，交易时需折扣收用。由此观之，魏碑银币上有打验色戳者不足为奇。目前除小毫稍多外，半圆及一圆均稀，品佳者极罕见，未流通之全品尤为难得。

开铸魏碑版龙洋时，正面文字模具虽为新雕，但龙面仍然使用德国提供的模具。惟因“二十三年造”极其罕见，早年也缺乏高清大图比对；又因龙形图案与安徽雷同，误认浙江省此版与奉天、黑龙江等地模具皆为安庆造币厂代制，如鸿喜美术馆出版的《中国近代金银币选集》即如是说。今拜赫厂档案的揭露，得以澄清过去的误解。

 | 龙银瑰宝之“楷书”版 |

“浙江省造”银圆存世品类中还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为罕见。因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国外披露的档案指出：浙江省后来再度奏请设局造币获准后，曾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购置机器及银币一元、两角、一角、伍分及当十铜元的币模全套计五种，均在同年运交。档案被发掘时，该厂库存中除币样外尚有一元、两角及一角币模三种。浙江楷书版的由来，至此尘埃落定。

极品魏碑一元，NGCMS66，评鉴最高分。海瑞得（HA）香港拍卖 2018年6月出品，最终以近44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288万元。

 但次年浙局开工后却没有发行银币，缘由何在？在当时海关的年度报告里可看出端倪。据该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称：“四月间杭州之铜圆局开铸当十铜元，以一架机器每日出铜圆十二万枚，初时每鹰洋一元可换铜圆一百十枚，以期人之乐用也。继而减至每元一百枚，后知仍有违禁运往上海者，因该处市价每鹰洋一元祇可换八十四枚也，故于七月间又减至每元九十枚。”按旧时民间是以铜钱为主要交易媒介，由于此时制钱缺乏，银币相对而言处于贬值状态，产生所谓的“银贱钱贵”，制造铜元的利润三倍于银币，故各厂皆赶工生产铜元。当时任职海关造册处负责编纂贸易情形总论的税务司马士（H.B.Morse ）在报告内即有“各厂无暇铸造银元之故，即为赶铸铜元”的记载。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35年，退休后成为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也收藏中国钱币，部分藏品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

浙江楷书版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提供给中国的最后一套龙银，也是唯一完成于20世纪的，由雕刻七三反版的英国名家艾伦伟恩（Allen Wyon）操刀。由于当时钱荒严重，生产铜元更有利可图，银币有充沛鹰洋可用而被冷落甚至搁置。“生不逢时”是楷书版未发行的原因，仅有极少量原厂制成之银、铜及合金质币样留存。其中以七钱二银样最为珍贵，目前所知存世量仅3枚，低于湖南及陕西两大银币名品。除汇丰银行藏有直接来自伯明翰厂档案室（即史威尼《伯明翰造币厂史》页117书图原品）、曾于大英博物馆公开展示的一枚外，私人部份仅台北鸿喜美术馆及名家刘改造先生两者的旧藏内各有一枚，可谓清代龙银中的顶级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