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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沙扒湾，楼下就是大海，菜场尽是海鲜，哪里还管得住腿，成天瞎逛，大大减少了阅读的时间。
便改读为听。听许子东教授的现代文学课，听人大退休教授张鸣讲民国。许、张两位都是“网红”，有学问，还特别能唠嗑，二者所讲的内容还颇有相通之处。文学课听了三遍，《角落里的民国》也在听第三遍了。
当听掌故。
张鸣在学术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却选择了一条“反专业化”的道路；他批判学术体制，却始终保持着学者的独立思考；他的作品游走于学术与通俗之间，既赢得了大众读者，也引发了学界争议。喜欢他的人，如易中天、陈丹青、吴思（还有魏治祥）等，认为他是有风骨、敢直言的知识分子，其价值不仅在于学术贡献，更在于对学术生态的批判性反思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媚俗”。
恰好我就是个俗人，讨厌宏大叙事，不喜欢被教育，张鸣的“媚俗”非常合我的口味。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军阀混战，正如《沙家浜》里胡司令唱的那样：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北洋时代，一个人弄一把手枪，便可自称司令，兵呢，也是一个，用长枪。
看上去像戏说。为啥？历史教科书从未记载过。
张鸣的“反专业化”，指的是他跳出教科书式的 “革命 — 战争 — 建国” 主线，聚焦被忽略的社会肌理：军阀如何治军、底层选举乱象、娼妓业如何 “政治化”、粪业如何成为公共治理难题。让读者看到：民国不只是“大师云集”“战火纷飞”，更是一个新旧杂糅、规则混乱、充满荒诞感的转型社会。
这才是发人深省的、真实的历史。
也是当年鲁迅、胡适们为之头痛的“现实”。
来看当年的粪业、粪捐与粪政。
张鸣说，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
他说得不全对。如果县城也算城市的话，改革开放前，至少我生活的县城是没有下水道的，居住面积再小，也有马桶的藏身之地。然而不会把马桶倒掉，那是要卖钱的，每桶一到两角钱，视浓度而定。我哥当知青时还上街买过粪水，走街串巷大声吆喝：有粪水卖没得——！人粪、猪粪和别的什么粪，都可以折算成工分，年终分红。
说回民国。有需求就会有买卖，就会产生相应的“事业”，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公厕，谁投资粪便归谁。当时的广州，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拉客”这个说法，容易往一边想，联想到某些地方的苍蝇馆子。天津和北京，则是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
四川督军杨森，见粪业大有可为，却又懒得投入人力物力管茅厕，咋办？最方便的是收税。派兵把守交通要道，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称之为“粪捐”。为了开辟税源，杨森还命部下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
“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四川人嘴巴不饶人，专门送了杨督军一副对联：
自古未闻粪有税，
于今唯有屁无捐。
杨森开辟了生财之道，军阀们纷纷效仿，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
国民党当政，行政现代化进一步加快，随着行政部门细化，机构增加，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于是专门成立了粪便管理领导小组，分管副县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卫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张鸣在本章的结尾写道：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而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这些长官打死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读张鸣的书，全是些鸡毛蒜皮的故事，然而稍微懂一点点历史，再印证一下后来，你就会读出沉重，读出一种鲁迅式的无奈。
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将国家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汲取型制度（也译作榨取性 / 攫取性制度），并认为这是国家长期繁荣或衰败的核心原因。
汲取型制度，权力集中、资源垄断、分配不公、抑制创新。说的就是那些全靠老百姓养活的政权。军阀统治，也是一种汲取型政权，为了维持统治，必须雁过拔毛，千方百计搞钱。所谓苛捐杂税，正是无休止地汲取。而粪捐，无疑是榨取；卫生捐、社会捐加粪捐，更是榨取中的榨取。
而包容性制度恰恰相反：权力分散、机会开放、激励创新、共享繁荣。唯有包容，才能做产权清晰、公平竞争、市场开放、鼓励创业。保护私有财产，破除垄断，允许人才与资本自由流动，创新能获得回报，国家走向长期繁荣。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
你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前，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资源、生产、就业，没有私人产权，没有真正市场，效率低，物资匮乏，大家普遍穷。改革开放后，允许私人财产、民营企业、自由竞争，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市场。结果呢，40 年人类历史最大规模脱贫；诞生华为、阿里、腾讯、比亚迪等世界级企业；普通人可以靠读书、打工、创业改变命运。
然而别忘了，中国现代史上曾经有过让人笑掉大牙的粪业、粪捐和粪政。
2026年3月21日改定于御海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