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称为现代人，但当我们面对鲁迅，我们的“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用着一个个人体验的“现代”的名号面对鲁迅那作为历史的“现代”的领域的时候，我们该问：当我们在谈论鲁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人们一遍遍地重复着那简单有力的口号：鲁迅，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他们自然没错，但我要说的是：在鲁迅的文字模态所构成的现代中，鲁迅不是“文思革”，他甚至不单纯是战士，复仇者甚或守夜人，他却是一个彻底的生存者。没有生活，这不是80年前有，现代没有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人类都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鲁迅不能给出答案，就像他评论易卜生“只负责作诗不负责解答”一样。但是作诗是文字实践，鲁迅做到了它，于是他成为现代少有的彻底的生存者，我们也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答案。
在没有生活的时代，文字该去创造生活。那么竟是用“看”的吗？有人会问，难道鲁迅不是冷眼看着“无声的中国”，还原那没有生活的生活吗？不，鲁迅是在重构而不是还原。那种“看”也不是看客们的看，而是在看自己的“看”的看。《示众》里一种对看与被看的关系的无限放大使整个画面成为作者和读者“看”本身。《孔乙己》里，我们都在看那小伙计，小伙计就是那活着但不知自己在看的人，更别指望他能意识到那种看只存在于被遮蔽的生活里。现代人只是不自觉的沉湎于仅仅“在那里”的生活，看起来生活对他来说是无蔽的，体验早已裹挟了他，取代了生活。当我们说“我生活地很糟”的时候，他也只是无意识地看，图像取代了生活。而鲁迅则要把这些摆在这里，目光对着目光的时候，两者的意义都受到了考量。但这还不够，这还只是看罢了，尽管它不同于那些看客，但我们仍不在生活，仍只是鲁迅说的“看戏”，只是我们看见了自己演的罢了，我们仍把它当作他者，我们和生活仍是疏离的。于是有了《野草》。
生命和死亡，沉默与开口，这是《野草》丰盈的内容。以死亡拷问生命，让生命展现力量；用沉默依托开口，让开口给予活力。《过客》中他走向墓地，那是生命的成熟；《死火》中，是死火让我走出冰地狱，正因我走出那里而被碾死，我和死火都只能活在生与死，冷与热的反抗中。《失掉的好地狱》，人毁灭地狱伴随的是神的消失。死不是生命的消逝，不是知觉的全无，是作为“反抗”的生命状态必须的元素，它必须成为那能促使我们审问生命的纯粹力量，而恰恰现代人只是把死看成一个即将到来但与我无关的动作罢了。整部《野草》都是在“说话‘，大量采用第一人称讲的寓言，不是他在说话，而是语言给他了责任让他必须说出来，《复仇者》一、二也近乎一个传说的讲述者的口吻。《过客》则是对话。但它决不能成为闲谈，成为一个伪善者的絮叨，语言才允许我们把它说出。“发声”是个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的行为。有多少人的发声是“非如此不可”？人们像扒雷峰塔一样闲谈，人们因为无聊而闲谈，“闲谈”是一种逃避的生活状态。一个人必须真正道出他的生活，一个文化，不能没有道出自我的能力。对于中国，文言文不能承担这个重任，那么请白话文来。对于现代人，就得创作诗歌。当然不是指文学体裁的诗，而是在生存和死亡的抗争中在大地上歌唱。那些诗意的元素，鲁迅在歌唱：孩子，复仇者，火，雪，夜。文字承载了它们，就创造了生活。
鲁迅身上另一个刺痛现代人的品质：抵抗媚俗。现代人总归是无条件认同生命而缺少质疑，鲁迅便要刺醒他们。大家都在说小鸭子可爱的时候，他总要提醒人们，它们是走在沙漠上的。大家为娜拉出走而高兴的时候，他要说女性解放和钱袋子的关系。媚俗总是掩盖死亡，于是在夏瑜的坟头放上花圈过后，他又安排乌鸦悚然飞走。鲁迅当然热爱生命，《我们怎样做父辈》里便显示出，生命的保存是第一头等大事。但是全盘接受生命是美好的，或者只是以自己或他人的苦痛作为谈资的，都是逃避。同样，那些宣扬牺牲的“革命工头”，鲁迅自然也讽刺有加。媚俗给现代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对于领袖的狂热崇拜，在21世纪，就是对于金钱和娱乐的狂热崇拜，它让人盲目地活着，而不是生活。不过鲁迅不只会关注到这些（如果他活在21世纪的话），他更会关注到现代人的媚俗是怎么让人变为达成人本质的工具的，他一定会对“人生而平等”，和“人该分三六九等”抱着同样的警惕。这从他跟那些“正人君子”的论战就能看出。
再者，如若我们今天还要战斗，便要把鲁迅作品当老师。那些宣称不需要“棍棒和投枪”的人，多是欲望甜食和脂粉的吧？
我称鲁迅为彻底的生存者，因为他让生命在真切的生活中爆发出最纯粹的力量。苟活的现代人，鲁迅绝不愿承认他们是“现代人”，我们今天读他，不仅仅是看他怎么批判，而是要看他怎么尝试用文字去让贫困的时代有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