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佩恩这部拍摄于1967年的公路片《邦妮和克莱德》曾开启了美国“新好莱坞电影”时代。影片取材于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真实事件：邦妮和克莱德，这对美国历史上曾名噪一时的雌雄大盗，从得克萨斯开始了他们的亡命之旅，一路靠抢劫银行为生，在结束了近十个人的生命之后，最终被乱枪击毙。

影片中，邦妮和克莱德的流亡生活无疑是疯狂的。起初两人并无意伤害别人，更无意杀人。但在一次失手射死了一个银行员工之后，别无选择的两人只好将错就错，和布莱德的哥哥巴克、其妻子白兰琪以及有过前科的修车工摩斯一起结成了“Barrow gang（巴罗帮）”。成名后的“Barrow gang”在媒体上享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曝光率，行为愈加放肆疯狂。

邦妮的转变可以说是整部影片情节发展的线索。起初，邦妮只是德州西达拉斯小镇上一个普通的咖啡馆服务员。在影片的最初几个镜头中，对邦妮性感红唇、美丽金发、窈窕身材的特写表明，这是一个艳丽而粗鄙、常常想着和男人上床的女人。她实际上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和布莱德的相遇是邦妮转变的真正开始。她对布莱德所说的持枪抢劫的经历充满了好奇。同样也是布莱德点醒了她，她应当同他一起，逃离平庸的生活，“you get right to do that（你有权利那样做）”。如果说邦妮对布莱德最初只是充满了偶像式的崇拜、在她的表现中还包含了许多作秀的成分的话，当邦妮发现布莱德的性无能之后，才是她精神上彻底转变的完成。她选择了继续同布莱德过疯狂的生活。

在流亡的过程中，邦妮在精神上继续着她的转变。随着“Barrow gang”的成形，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随之出现。摩斯夜里的鼾声震天、白兰琪的胆小慌张、与布莱德越来越狭窄的独处空间……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点点地挑战着邦妮的忍耐力。加之对母亲的思念，邦妮愈来愈无法忍受流亡生活带来的不安与疲累，终于在一个清晨决定不辞而别。这是邦妮情感的一次大爆发。

如果说在这次大爆发当中，邦妮还将自己的家、自己的母亲当作情感的归属，那么在邦妮听到母亲说“you try to live three miles from me and you won’t live long（你如果住得离我太近，你活不长的）”时，她原来的情感归属遭到了彻底的瓦解。她也终于明白，布莱德才是她的归属、流亡生活才是她的归属，就像她对布莱德说的，“we’re just going（顺其自然吧）”。

中弹后，在摩斯的父亲家养伤期间，邦妮继续着她的创作（事实上邦妮很早就有写作的习惯）。在《邦妮和克莱德的故事》一诗中，她表露了想要“退出”这段冒险的想法。她盼望着奇迹的发生，和布莱德结婚、重新开始一切，过安定的生活。然而结局无疑是悲情的，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邦妮和布莱德最终死于对其怀恨已久的警察的流弹之下。

在佩恩的镜头下，邦妮和克莱德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他们代表平民，他们的行为代表了平民的反抗。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克莱德在一幢被银行没收的房产中教邦妮如何使用手枪时，遇到了来此告别的房产主人，克莱德将自己的枪交给他，让他朝着银行立的没收牌射击。他们相视一笑。道别时，克莱德告诉房产主人“we rob banks（我们是抢银行的）”，语气骄傲而坚定。而在影片的最后部分，当中弹昏迷时，两人同样获得了来自在迁移途中的平民的帮助。

其实，稍加对比便可以发现，30年代与60年代都是美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代。由此也可以看出导演希望向我们传达什么：他借用秩序尽失、规则破坏的30年代来表达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不满。可以肯定的是，邦妮和布莱德被阿瑟•佩恩成功地浪漫化了，他们不是残忍的冷血杀手，相反，他们人情味十足、不愿过平庸的生活、渴望冒险，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正义的化身。《邦妮和克莱德》受到了当时渴求新思想、渴望捣碎一切腐朽国家机器的年轻人的热烈追捧。

我想，《邦妮和克莱德》之所以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除了其伟大的技术革新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影片所传达的精神。因为不论是哪个时代，这种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