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夏天，我二十一岁，坐标，荒无人烟的大西北。
即便是夜晚，气温仍然高的让人辗转反侧。
黑漆漆的夜空满是星星。我咬着小电筒，在沙地上写施工日志。涛子和马达在一旁喝啤酒。
这里太偏僻了，连蔬菜和肉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拉过来，一拉一卡车，更不要说啤酒了。
这是我们三个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写下第一篇施工日志，涛子和马达带着满腔干劲在大海边失眠高歌。
一年前，我们毕业一起到一家监理公司工作，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跟在监理后面混吃混喝，烟酒不断，施工单位把我们当爷爷供着。当时我们最羡慕的职业就是总监，啥事不干就有人送烟酒塞红包。
终于有一天，我们自认为安逸平庸的生活被一件事打断了。当时监理有点严，把施工单位惹毛了，平时称兄道弟的人按住老监理揍，最后甩下一句话：“你们这种垃圾，给脸不要脸，我们看在你们是业主的走狗的份上才丢点骨头给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
这时候涛子忍不住了，先动了手，我和马达拿起酒瓶子就往他们头上砸，贵州茅台的玻璃瓶子很厚，天知道我们用了多大的力气才让那白色玻璃在人的脑骨上爆炸开来染成红色。
我们三兄弟一起混了十个年头，从十岁起就形影不离，狼狈为奸。在读书时候就练出打架的阵型，涛子用身高顶在前面，马达在后面用力量压制，而我只求一个快字，在对方没反应过来时在他们两人身后出击，务必求得一击必中，一击得手。
十年来大大小小的干架里我们几乎没输过，更何况眼前这些只会吃吃喝喝，大腹便便的中年人。最后这件事老监理揽了下来，我们三个也被辞退。
那段日子很辛苦，大半年的监理工作实际下来一点存款都没有，我和马达还好，能混下去，涛子有一个谈了三年的女朋友，简一茜，跟我们混的很熟。
那时候他们在广州同居刚好一年，三十平，月租九百。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很简单，过着拘谨却小幸福的日子。
后来家里人开始给简一茜介绍对象，反复几次之后她终于交代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交往很久了。
她家问情况时，她害怕家里反对，于是虚报了涛子的信息，说他是部门经理，月薪八千，可实际就算他在监理那时混的时候那些吃吃喝喝，实际到手才三千五。
涛子当时有种尊严招到践踏的意思，尤其是她虚报他收入的时候。觉得她瞧不起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涛子和简一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彼此说了很伤对方的话。
最后，她气得躲在阳台哭，涛子走回房间，坐下来冷静过后，看着她用了一年多的旧包，空空如也的梳妆台，还有那部涛子拿我和马达大学时候生活费凑得，用了两年仍然干干净净的手机。
突然心酸的疼，他走到阳台，把她拥在怀里。望着眼前这个城市，目光里满是迷惘，涛子渐渐意识到，长大了的世界已经变了，如果自己再不努力，将会永远的失去她。
2014年的夏天，涛子叫我们出去闯，去海边干一个很大的围海工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坐上火车去大西北的那一天，简一茜抱着我们三哭。
车子开动时她站在卷起的尘土里，额发被风轻轻打乱，涛子别过头来，“我得有多铁石心肠，才能踏上一条离你越来越远的路？”
海边的气候非常恶劣，紫外线高，海风像刀子一样，我们住在活动板房里，开始了经常断电断信号的生活。
我们先请承建单位吃饭，这帮人不是善类，他们的目标不是吃饭，也不是谈事，而是把对方往死里灌，我们三兄弟酒量都大的惊人，但是在他们面前不能威，不管你多能喝，他们都会把你灌倒。这一喝便是一顿接一顿，有时上顿的酒还没解，下一顿的酒又开始了。
有一次，为了报价的事，我们喝得很大，一路上回来停下来呕吐了五次，吐得魂都丢了，后来干脆不回去，三个人手挽着手在西北小镇里唱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最后事情都搞好后，我们坐着大卡车回到了海边，正式开始工程。那个工程很艰苦，与大海斗智斗勇，潮水一来就得逃命，潮水一退就得抢工期。
工程开始的时候，当地的一拨人开来几辆泥土车堵住路，要包揽这里的活，让我们让出工程，如果是平时，遇到这些蛮横的当地人，一般我们宁愿吃亏，但这桩工程是我们三兄弟的命根子。
参与这场架的大概有六十多人，我们这边都是一些老实的工人或者斯文的技术员，对方是当地的流氓，我们这边要么不会打架，要么不会下手，吃亏得很。我们三个被围殴，当时我整个人被打的懵了，抄起木棍乱挥，完全处于混乱状态，满脸是血的马达被打急了，一边吼着一边爬上一部挖掘机，油门一踩，斗子的钢齿瞬间把一部泥土车的驾驶室压平了。
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终于震住了那帮痞子，也保住了我们的工程。原本这件事我们可以报警，要求赔偿，但这样马达的事也无法脱身，整件事也会越来越大。后来我们自己出了钱让受伤的人去医院。简一茜知道这件事后在电话里哭，叫涛子赶紧回去，桃子让他在等一段时间，等到工程结束，就有能力娶她回家了。
工程最后有个收尾任务，将海中央的堤坝缺口堵上，这是一个拿生命赌的活，老板说谁把这事做了直接给两万，涛子二话不说接了下来。涛子打算一个人下去，这活本身危险倒也不大，只是潮水来的谁也说不准，最后我们三个一起下去，有个照应。在我们下到去的时候，潮水铺天盖地漫了上来，我们四周都是茫茫的海水，恶心，眩晕，没有方向感，我们以为会交代在这里，三人抱在一起，一起死去也不枉此生。
幸好潮水退得很快。我们回到工程部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倒头就睡。
听说工程快要结束，简一茜嚷着要来看看，涛子没让她来，简一茜从未到过海边，她印象中是蓝天白云软沙滩，但这里是黄海，海水浑浊的跟咖啡一样，我害怕打破她对大海的美好憧憬。怕她嫌弃我半个月没洗澡的邋遢，怕她心疼我嘴巴长出的一圈雪茄。
当我们拿着工程款，坐上回城的火车时，我们已经离开城市10个月了。
当简一茜在车站抱着涛子的时候，周围很多人看过来，我们才发现，我们三个穿着自以为干净的军大衣，面部被海风和紫外线弄得又黑又紫，头发不自然的翘着。周围都是又白又净的城市人。原来我们已经离开那么久了。
过了几天，我们跟着涛子上门拜访，去见简一茜的父母，吃饭的时候，她父亲问涛子工作，学历，还有家庭，涛子一一如实回答，简一茜的父母客套的回应着，后来他父亲说做工程赚钱，她母亲就一直让我们吃菜喝酒，后来他们问涛子以后有什么打算，涛子说在做几单工程就有钱娶简一茜了。
简一茜母亲的脸色不太好看。下楼的时候，涛子望着镜子里黝黑难看带着酒气的脸，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无奈的下了楼。
后来的事情大概就是她觉得涛子不稳定，不想女儿做没有希望的等待。那段时间涛子过的黑白颠倒，不知自己为谁而活，也是那段时间，他对金钱无比向往。
后来有一个新疆的发电工程，但是需要垫资，我们把上次围海的几十万投了进去，涛子还贷款了几十万，这是一次玩命的赌博，涛子说，我连简一茜都输了，我还有什么输不起？
走之前，他对简一茜说。这次去新疆大约一年的工期，只要完成，我就能大大方方站在你父母面前，告诉他们我能让简一茜过的很好。
我们到了新疆，著名的可可西里，的边上。兴奋的简一茜给没我们发来一首歌，让我们听，叫（陪我到可可西里看海），显然她对这个地方充满好感。现实是新疆的戈壁滩，开春之前雪淹没小腿，我们带着银行劫匪般的头罩，裹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扛着沉重的仪器，在荒野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
温度低的出乎我们想象，我们嘴唇不断开裂，夜里三人缩在一起睡，幸好我们在围海工程已经吃过苦头，一切还是坚持了下来。 后来工地的GPS仪器出了问题，我们不得不用最原始方式定位高度。
后来涛子背着仪器，拿着对讲机，跑出很远去寻找被大雪淹没的基准点，不料，他回来的时候迷失了方向，他以为可以摸着回营地，最后连自己脚印都找不到。
我们在对讲机的这头根本无法判定他的方位。我和马达赶紧跑回营地找人帮忙，一直到晚上，我们还没有找到涛子，风雪肆虐，寒气逼人，对讲机里陆陆续续传来涛子的呼喊，“你们点几个火堆，把火烧旺，给我指明回去的路，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们用皮卡车拉了许多木方，还有废弃的轮胎，火焰和浓烟直冲云霄，整整烧了一夜，但涛子还是毫无音讯。
最后一次与他通话时，他似乎有些精神恍惚，绝望的念叨着，“简一茜，我迷路了啊。”
我们把他抬进开着空调的车子里。盖着厚被子，揉他的四肢，不断地呼喊他名字。 涛子被带回营地的时候烤了好一会火才缓过来，我们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推开那些工人，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大概是没有看见简一茜的影子，一下子又倒下去。后来工人每次喝酒都拿他这事来说，以为他回光返照。
最后工程很顺利完成了。涛子拿着巨额的工程款回到了广州。故事也该结束了。
如果非得要把故事说完整，那我就完整说完它吧。
三月的可可西里戈壁滩。
我找了一个稍高的土坡，将仪器放在坡上，以便让人及早发现。然后躲在背风面的凹处，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我不知道自己能熬多久。
做最坏的打算，用冻得几乎没有知觉的手在施工日志里开始写遗书，歪歪扭扭写下一行字，便没力在写，我本还想写对不起父母，让一茜别伤心，有缘下辈子再见。
我缩在角落里，开始胡思乱想，想着用什么姿势看上去走的安详些。在失去意识前我哼着简一茜给我发的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谁说月亮上不曾有青草
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
谁说太平洋底燃不起篝火
谁说世界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谁说戈壁滩不曾有灯塔
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
谁说拉拇拉措吻不到沙漠
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我不要未来 只要你来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我一直都在你在我在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我去划船 你来发呆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姑娘啊 我等你来
我们用皮卡车拉了许多木方，还有废弃的轮胎，火焰和浓烟直冲云霄，整整烧了一夜，但涛子还是毫无音讯。
最后一次与他通话时，他似乎有些精神恍惚，绝望的念叨着，“简一茜，我迷路了啊。”
第二天中午，我和马达在十公里外的一座土丘背后找到涛子早已冻僵了的尸体，他不停的跋涉着，可惜却离营地越来越远，而他大衣里那本施工日记的中页，用凝油的圆珠笔笔尖在纸上深深的刻上他此生最潦草最歪斜的几个字
“别告诉简一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