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哥父亲罹患食道癌，他将其安置于医院后，便不得不投身工作筹措医药费。面对父亲病危，靖哥选择了工作而非“一无所有的病床前尽孝”，终是理性生存法则下的无奈，映照出生存对情感的碾压。
车载音响里“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的歌声沉重得令人窒息。八十岁的舅舅来电欲探望病榻上的兄弟，同车而行的我们陷入沉默——亲情于我们这代人，似乎正被生存挤压得日渐稀薄。金钱仿佛成了情感的替代品，生活的重压下，我们似乎遗忘了“亲情”，只记得“挣钱”。
我父亲曾劝他暂搁工作，多陪陪时日无多的老人。面对生存的压力，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不敢停下挣钱的脚步，那个曾意气风发的青年，只能在背人处抹去的泪水，终究被生活压变了形。母亲的期望同样折射此悖论：只愿子女前程似锦，胜过“一无所有”的膝前承欢。
我们的价值观已在悄然流变。在情感与现实的天平上，生存的重负常迫使指针偏向后者。我们身处“最好时代”，却无力经营最珍贵的情感。被裹挟进资本的精密算计：巨额贷款预支了未来，自25岁起，每一分钱都背负枷锁。中产青年如负重轭之牛马，在资本盛宴的桌角拾取残羹，不敢懈怠，情感已成奢侈品。
那位在贵州街头坚守补鞋摊寻觅失子数十年的母亲，倾尽一生追寻血脉的牵绊，再无余力重启人生。六十载风霜刻满面孔，苦难仿佛蚀刻进了生命。当血缘通过网络奇迹般重连，错失的岁月却已将“亲情”重塑为一具僵硬的标本——已经有自己人生的孩子，再无力接受一无所有，垂暮老矣的母亲。
于是，我们陷入存在主义的困局：理性生存与全情投入血脉亲情，孰是正途？是否唯有自身安好，才配经营亲情？困于生存当代牛马，是否早已被剥夺了享有温情的资格？
生命本身昭示着答案：再微小的蝼蚁，亦需依偎的体温方能延续。在冰冷现实中残存的一丝温情，恰是支撑我们穿越荒芜，生而为人之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