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原敌意识”。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哪怕双方本来就不认识，也不存在利害关系，但在潜意识中，把对方当作一个对手，当作一个敌人，当作对自己有害的存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什么来由的就把其他人当作敌人的意识。

那么这种“原敌意识”是哪里来的？也许需要注意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亲属、邻居、朋友，至少是互相比较熟悉的人，就是你交往的圈子。这里不仅有感情的纽带，而且有知根知底的信任基础。即便是出现了违背规则的“意外”，他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费孝通先生将这种人际关系称之为差序格局，有如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一样。

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迅速瓦解着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并直接把人们带进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们每天不再是和亲戚、邻里、朋友打交道，我们每天遇到的、打交道的，往往都是陌生人，至少是没有其他个人性纽带连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陌生感是必然的。

当然，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冷漠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对此，人们经常用鲁迅剖析的看客作为例子。其实这很容易解释。从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概念看，熟人社会在“我们”内部是密切的，但在外部的，就是陌生的，对外人的冷漠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陌生人社会造成的陌生感，造成的是冷漠，但却不足以解释相当普遍存在的敌视与互害。

第二，资源匮乏下过度竞争产生的敌意。冷漠不是敌意，但是造成敌意的基础。敌意产生于自己受到威胁的感觉。而这种威胁，与资源匮乏环境中的过度竞争有关。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又极为有限的国度。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发生的冲突，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因为土地争端，因为争夺灌溉的水资源而发生的械斗，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不过那时候此类的冲突有两点。一是这种冲突往往是以团体的方式发生。它一方面造成了外部的某种“世仇”，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内部的团结。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也慢慢形成了某些规则。比如，两个村子的人为土地争端发生严重的械斗，甚至打伤打死了人。但不能在平时随便寻仇、复仇。也就是说，这种敌意具有某种理性的成分，是受到某些规则的约束的。

而在今天的社会，某些重要的资源仍然是极度稀缺的。特别是我们社会中价值的单一性，替代性选择的缺少，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人们都在往一个地方努力，都在往一个地方使劲，由此使得竞争更加残酷。一句在同学中流行的“感谢不杀之恩”的戏谑，道出了学生中竞争的惨烈。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是狭小的、有限的，敌意的对象往往也是具体的，明确的。而到了陌生的现代社会，这种敌意变得笼统而泛化。谁是你的竞争对手，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似乎每个人都是，又似乎每个人都不是。这样，即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从陌生人的眼神中很少能看到友爱，而更多看到的是敌意和警惕。

而“差序格局”形成的心理积淀，更使得这种敌意来得自然。人们经常说互害社会，经常指责菜农为了利益，滥用农药，对他人的生命造成伤害。其实，在农民的世界和眼光中，人是分层的。首先是自己，自己吃的菜是不打农药的；其次是亲友熟人，有时会对他们给予善意的提醒，“现在菜里的农药可多啊，你们得注意点”；而陌生人，是与他们无关的人，而且是泛化的与他们无关的人，是否受到伤害，不在他们的感觉之内。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与我们没有现代文明中的“人”的概念和意识有关。

第三，敌对与斗争思维造成的人际关系生态恶化。社会的陌生化导致冷漠，竞争的剧烈产生敌意，但这都不意味着仇恨和伤害是必然的。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源于系统的敌对与斗争思维的作用。

昨天的《社会中的信任结构是如何被破坏的》一文涉及到这样的几层意思：信任结构是可以人为地破坏的，而破坏信任结构需要一套复杂而精致的技术。而对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善意、信任破坏得最厉害的，就是系统的敌对与斗争意识。

系统的敌对与斗争意识，可以在三个方面恶化人际关系的生态。

首先，促进敌意的泛化。如果说熟人社会导致的是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和冷漠，过度竞争导致的是对特有对象的敌意，而建立在系统敌对与斗争意识上的敌意则是在一个更抽象的观念和意识的意义上，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在而又抽象的敌人概念。

其次，促使敌意向仇恨的转化。相对于一般的敌意而言，仇恨是一种更强烈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敌意只是变现为不信任、警惕、戒备。而经过系统整理的敌意，则经由凝聚、提炼和升华，成为一种更为强烈的仇恨。个人不仅是原子的，不仅是互相戒备的原子，而且是一部分仇恨另一部分的原子。

其次，导致敌意和仇恨向行为的转化。一般的敌意不具有攻击性，凝聚的仇恨则导致明显的攻击性。别的不说，在网络上，人们就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有时候，都不用有什么明显的分歧，更不用说严重的利益冲突，互相伤害的语言都随处可见。更严重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