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清欢相识于一个雨季。
她是南山村唯一的邮差，每天穿着墨绿色的制服，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穿过青石板路。
我住在村尾的老邮局里，给远方的杂志社写些不痛不痒的稿子。
那年夏天，我开始每天给她写一封信，寄往一个虚构的地址。
直到她发现收信人根本不存在，而我已经写了整整三年。
雨是从谷雨那天开始下起来的，绵绵密密地，像谁把南山村的云扯碎了，一把一把往下撒。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两旁的槐树叶子绿得能滴下颜色来。我趴在二楼窗口抽烟，看那个墨绿色的身影由远及近，自行车链条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后座上鼓鼓囊囊的邮包被雨衣盖着，露出一角来。
林清欢在邮局门口刹住车，脚尖点地，仰头朝我喊：“苏先生，有你的汇款单。”声音穿过雨幕，带着潮湿的清亮。我把烟掐灭在窗台上积了半寸高的雨水里，下楼去接。她站在门廊下脱雨衣，头发被水汽洇得微湿，几缕贴在额角。邮包搁在门槛上，雨水顺着墨绿色布料往下淌，在青石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这个月稿费不少。”她把汇款单递过来，手指上有常年握车把磨出的薄茧，“可以多买两包好烟。”
我接过单子，看见她笑起来时眼角微微弯下去，像月牙儿。来南山村三年了，村里人叫我苏先生，只有她会特意说“多买两包好烟”——大概是因为上回在杂货铺撞见我买最便宜的那种，她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多看了我两眼。
那天她走后，我在空荡荡的邮局里坐了很久。地上还留着她雨衣滴下的水渍，慢慢蒸发，最后只剩一道极淡的印子。我找出稿纸，钢笔吸饱墨水，开始写第一封信。
“致未知的收信人：今天南山村下雨了。邮差林清欢送来我的汇款单，她说可以多买两包好烟。我想告诉她，其实我不常抽烟，只是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
写完我愣了愣，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地址栏随手写了“南城梧桐路17号”，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早就拆了。邮票是八毛钱的长城图案，我贴好，混在要寄往杂志社的稿件里，第二天一早投进了邮局门口的绿邮筒。
我站在邮筒前，听见信纸落到底的轻响。雨还在下，槐树叶子被洗得沙沙响。远处传来自行车铃声，叮铃叮铃，是林清欢开始她一天的投递了。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第二封、第三封也没有。我写南山村的四季，写槐树什么时候开花，写邮局门口的野猫生了三只小猫，写隔壁阿婆教我腌的咸菜太咸了。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像雨落在瓦片上。有时写到林清欢，笔迹会不自觉地慢下来：“她今天换了一条蓝色发带，骑车经过时发梢扬起来，像燕子尾巴。”
写到第七封信的时候，我在邮筒边捡到一片梧桐叶子，是去年秋天落下的，被雨水泡成了褐色的薄片，叶脉清晰得像掌纹。我把它夹进信纸里：“寄给你一片南山的梧桐叶。如果你那里也有梧桐，等秋天来了，能不能也寄一片给我？”
半个月后，我收到一个没有署名的牛皮纸信封，里面真的夹着一片梧桐叶，是新鲜的绿色，还带着遥远的潮气。没有只言片语，但我认得那信封——是村里杂货铺卖的那种，一角钱三个。我翻来覆去看那片叶子，边缘有一道小小的缺口，像是被谁仔细端详过。
第二天我在村口遇见林清欢，她正往自行车上捆一摞报纸。我走过去，鬼使神差地问：“清欢，你去过南城吗？”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槐树影子的碎光：“没有。但南城有个梧桐路，对不对？”
我喉咙发紧，点了点头。她没再说下去，骑上车走了。链条声远了，我才发现手里还攥着那片叶子，边缘那道缺口正好对着我的掌纹，严丝合缝。
后来我再写信，地址还是梧桐路17号，但收信人的名字开始变化。从“未知”变成“某人”，又变成“梧桐”，最后定格成“一”。我写：“一，今天清欢帮我从镇上带了一瓶墨水。她站在柜台前比划了半天，要了最不洇纸的那种。我猜她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她大概希望我写得好。”
我写：“一，清欢的自行车链条松了，我帮她紧的时候，她站在旁边哼歌。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跑调了。我想笑又不敢笑，低头假装很专心。”
我写：“一，今天下雨，清欢把雨衣借给我了。我披着回家，一路闻见淡淡的皂角味。是她衣服上的。这让我觉得，这场雨下得真好。”
写到第三年春天，槐花开得满村都是白茫茫的香气。那天下着细雨，我正趴在桌上改稿子，突然听见邮局门被推开。林清欢站在门口，雨衣都没脱，手里拿着一摞信——我写的那摞，每一封都被拆开过，整整齐齐码在一起。
“苏先生，”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差点被雨声盖过去，“梧桐路17号三年前就拆了。我查过了。”
我站起来，碰翻了墨水瓶。蓝墨水在稿纸上漫开，像一小片海。
“收信人不存在。”她往前走了一步，雨衣上的水珠滴下来，“这三年，你写给谁呢？”
雨声忽然变得很大。窗外的槐树被风吹得摇晃，白花瓣落了一地。我看着她湿漉漉的睫毛，看见她手里那摞信最上面一封的日期——三年前的谷雨。
“写给你。”我说，“从一开始就是写给你的。”
她愣在那里，雨衣的水滴在地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那摞信从她手里滑落，散了一地。我绕过桌子走过去，信纸上的字被我的鞋踩住，但我顾不上。我握住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指节上还有骑车磨出的茧。
“清欢，”我说，“我每天写一封信，用三年时间告诉自己，我有多喜欢你。”
她没说话，只是低头看那些散落的信纸。我看见她弯下腰捡起一张，上面是我写的：“一，今天清欢给我两颗糖，说是喜糖，邻居家结婚给的。我没舍得吃，放在抽屉里。想留到你出现的那天。”
“那颗糖，”她哑着嗓子说，“你后来吃了吗？”
“没有。”我伸手抹掉她脸上的水珠——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还在抽屉里，第三格，左边。”
她忽然笑了，弯着眼睛，像三年前在门廊下递给我汇款单时那样。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东西，放在我手心——是一颗糖，糖纸都磨旧了，但还裹得紧紧的。
“我抽屉里也有一颗。”她说，“三年前的喜糖，没舍得吃。”
窗外雨停了。槐花的香气涌进来，湿漉漉的，甜得像一个做了太久的梦终于醒过来。我拆开那颗糖，分她一半。很甜，甜得人鼻子发酸。
邮局门口的绿邮筒静静立着，里面再不会有投进去的信了。但那三年里所有的想念，都好好地收在了一个人的口袋里，从南山到南城，从雨季到雨季，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后来林清欢还是骑着自行车送信，只是后座多了一个我。我坐在鼓鼓囊囊的邮包旁边，抱着她的腰，听她哼跑调的《小城故事》。链条嗒嗒地响，车轮碾过青石板，溅起细细的水花。
南山村的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槐树老了，野猫换了一窝又一窝。我们不再写信，但每天晚上，我会在灯下给她念那些旧信。她靠在我肩上，听到好笑的地方就笑，听到下雨的地方就转头看窗外——好像雨随时会落下来，而她会骑着车穿过整个村子，来给我送一张汇款单，然后说：“苏先生，可以多买两包好烟。”
我已经不抽烟了。手可以放在她手心里。
邮局门口的绿邮筒还在，漆剥落了一些，但还能用。有时会有游客往里投明信片，盖上南山村的邮戳，寄往很远的地方。我站在旁边看，会想起那个雨季，想起第一封信落进邮筒底部的轻响。
那声音像一颗种子掉进土里，我以为它永远不会发芽。可三年后它开花了，满山遍野，白茫茫的，香得让人落泪。
我写过2046封信，每一封都是同一个人。她收到了。在查无此人的梧桐路17号，有人等了三年，等到雨停了，等到春天来了，等到我把“一”字写得足够好，好到配得上她的名字。
林清欢。
她在雨里笑起来的样子，是这世上最好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