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力
在七彩虹霓的上海滩上，在无奇不有的官场之中，他曾身着黑色的警服，在效忠“总裁”“党国”、升官发财思想的驱使下，为国民党苦苦卖了半辈子命。
然而，他的主子们，却在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中，无影无踪地弃他而逃了。
那时，他懊丧、悲愁，忧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心惊肉跳的滋味，一种走投无路的畏怯感笼罩在他的心头。
就在这时，刚刚解放上海、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留用了他。从此，他在共产党的挽救、教育和培养下，开始了自己的后半生。他的名字叫林鹤。
1
1952年春，在绥来(玛纳斯)生产队的一间用苇把子编织成的破旧房子里，进疆加入屯垦戍边行列才半个月的林鹤，不顾一天紧张劳动的辛苦，正在认真地写日记。
他在那本从上海带来的兰皮子日记本上这样写道:“在我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是共产党留用挽救了我。他们不嫌我出身地主，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当过警官，去过台湾，海外关系复杂，让我协助上海市军管会维持社会治安。
不久，又送我去上海市警务学校学习。上海外语学院成立后，又积极支持我去报考。共产党的恩情我这一辈子也难忘。现在，我已从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了，又加入了新疆的经济建设行列。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后半辈子真正为人民做点事。”
灰暗的煤油灯光下，林鹤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事业，选定了未来奋斗的方向。
那时候的玛河垦区，还是一片芦苇丛生、荆棘遍地的荒滩。林鹤所在部队的住地，白天闷热得像在蒸笼里，晚上又遭蚊叮虫咬。
喝涝坝水，吃腌菜和水煮黄豆。早晨出工和晚上收工都不见太阳。
生产之艰苦，条件之差，劳动之繁重，他在上海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林鹤有意磨炼着自己。担土平整土地时，同志们见他是知识分子，又来自大上海，就劝他每次少担些。
林鹤固执地说:“不行，我到新疆就是来锻炼的。”
他每天不但不少担，反而比别人要多担百分之三十左右。不几天，他肩膀红肿出血泡，磨烂，腿也疼得不敢迈步。
他怕同志们发现后让他休息，晚上睡觉就不脱衣服。硬是一声不响地坚持干。营建时脱土坯，上级规定每人每天五百块，可林鹤每天都脱六百块以上。
那时候，部队像林鹤这样有文化的人很少。所以他来疆不久，就担任了施工员。
不久又当统计员、文书。林鹤工作多了，可生产劳动从不少参加。
他白天和同志们一起挖红柳、梭梭，挖大渠，平整土地，晚上又加班统计生产进度的数字，制作报表，抄写宣传板报。那些日子，每天虽然累得腰酸腿疼，精疲力尽，可官兵之间有苦同吃、有福同享的好作风，使林鹤感到非常地愉快和满足。他感到生活有了意义，未来充满了希望。
鉴于林鹤的表现，1953年，部队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给予排级待遇。
随后又批准他爱人随军。党组织的极大关怀和信任，更坚定了林鹤长期建设祖国边疆的信念。从此，他干得更起劲了。
1953年上半年，苏联向我们提供了大批农业机械，林鹤夜以继日地翻译着说明书和各种资料介绍。
在学院时，他学的是俄语文学专业，而眼前要翻译的全是机械方面的，困难不少。
林鹤为了早日让同志们拿到说明书，尽快装配各种机械为生产服务，到处查阅资料，对照俄汉字典，很快就翻译出了较准确的安装、使用、保修说明书。
消息不径而走。自治区有关部门听说玛河垦区有个叫林鹤的俄文水平不错，就发来调令请他去新成立的乌鲁木齐俄文专科学校当助教。
那时，乌鲁木齐的条件与垦区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少人都恭喜林鹤碰到了好运气。
然而，林鹤谢绝了这次调动。因为他想，对一个军人来说，战斗的地方应该是前线。现在垦区这个生产前线正需要翻译，以后搞经济建设也少不了，我怎么能走呢。
他就这样留下来，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他勇敢而果断地迈出了第一大步。
2
决定留下来后，林鹤的思想上又产生了新的顾虑。他想，光会二门外语，今后是远远不能做好工作的。可千头万绪，又不知目前该学什么，心中既惆怅又不安。
[if !supportLists]一天，[endif]师政委鱼正东来到他的办公室。那时，他刚调到师生产科不久。他直言不讳地向鱼政委述说了自己的苦衷，希望得到首长的指教。
鱼正东听罢他的话，思考了一会儿关切地说:“你可以发挥精通俄语的专长，直接看苏联老大哥编写的农业技术书籍原文版，从头学农业。这样，不但对你提高俄语水平有好处，而且还学到了农业生产技术。况且你的知识增加了，对咱们全师的农业生产也有好处嘛!”
老政委一席诚恳、真挚的谈话，给苦闷中的林鹤以极大的鼓舞。他后半生和农业结缘，自学成长为农艺师的起点，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有了自学目标，林鹤开始了积极的努力。他读的第一部农业方面的书，就是苏联农学家威廉士著的《农业原理》俄文版。继而又攻读了《土壤耕作学》《小麦栽培学》《棉花栽培学》、《玉米栽培学》等技术专著。同时订阅了俄文版的农业知识杂志。
白天，他处理全科的主要业务工作，参加机关的各项活动;晚上，他伏案学习到深夜一两点钟。
他那装满俄语单词的脑瓜里，又不断加人了一串串的农业技术术语。有时，他被这些单调乏味的术语搅得头昏脑胀，有时又从中得到了无比的欢乐。
星期天上街，他别的东西可以不买，别的商店可以不进，但新华书店是不能不去的。而每次去的结果，又总是买回满满一挎包书。
那时，他就像高尔基说的“我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书成了不可少的朋友，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
以致特殊时期造反派来抄家时，他读过的书两架子车都没拉完。
在钻研理论基础知识的同时，林鹤了解到薛占春、陈丰年、石淑风、江桂芳等几个劳动模范，创造了小麦连年高产的消息，就深入田间地头和他们交朋友。
他对几个劳模说:“你们好好干，我来好好总结，咱们一起为全师搞好小麦高产提供经验。”
他经过广泛了解、调查和分析研究，写出了《莫索湾冬小麦大面积丰产经验》的论文，系统介绍了冬小麦能丰产的具体做法、措施，对全师迅速提高小麦单产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组织上对林鹤业余时间学习农业知识很支持，并尽量为他提供方便，先后送他参加了苏联专家迪托夫、果列洛夫、赫维利亚等人开办的植棉及其它农业技术训练班，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本科函授学院招生时，又减少他的工作量派他去学习。1957年，农八师、农十师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组织上为使林鹤得到更多的锻炼，让他负责编写教材，讲授了“土壤耕作法”、“小麦栽培制度”及“农业劳动定额查定办法”等专业技术课。
接着，又安排他牵头全师各团场定额查定工作，起草了《农八师各团场农业劳动定额草案》。这个草案生效后，对团场连队制定作业计划、经济核算、定额依据，对促进部队农业生产技术和计划管理，起了积极的作用。
苏联作家屠格涅夫曾这样说过:“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艰苦的环境，严峻的考验，使林鹤赢得了幸福。
1957年，他第一次被农八师司令部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写的科技文章也被《新疆农业科学》《新疆农垦科技》《新疆日报》及《生产战线报》《大跃进》报采用。
他感到生活是那么充实，也逐渐懂得了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
月有阴晴圆缺，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林鹤精神抖擞，鼓足劲迎接更艰巨的工作时，一道“令牌”从上海降旨到石河子:要林鹤速回沪交代历史问题，听候处理。
派来带他回沪的公安人员，也已到了农八师师部。一切都是那么突然，那么咄咄逼人。
林鹤听到这个消息后，忧心如焚，一种不被信任的悲哀感涌上心头，脑袋嗡嗡作响，就像爆了一般。
他满腹疑虑地自言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历史问题过去不是都说清楚了吗?难道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了?”
他疑虑、不安、焦急。他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被带走，就和妻子离婚，免得连累了这个不幸的女人和五个年幼的孩儿，也不给组织添麻烦了。他悄悄做着回沪蹲牢房的准备。
奇怪得很。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林鹤的工作没停，生产科参谋的职也没撤，回上海交代历史问题的事也没人再提了。
他心里很纳闷，感到这平静之中，一定隐藏着什么不测。
原来，师党委认真分析了林鹤入疆后的全部表现，认为他工作有成绩，能团结同志靠拢组织，也有水平。就与上海来人协商并与上海方面联系后，把林鹤“保”了下来，决定他的问题今后由农八师处理。
后来王慕韩副师长代表组织找他谈话时，向他透露了这件事，希望他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断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党工作。
1957年夏，大鸣大放的冲击波波及到了石河子。刚刚受到保护的林鹤，怀着朴素的感情，领导生产科学习小组带头鸣放，对组织提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意见，表示了对用人制度的不满情绪。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鹤成了重点，加之他复杂的历史问题，划成右派是毫无疑问了。
这一点，林鹤自己心中也很清楚，深感过不了“关”，整天在惶恐不安中渡日。
就在这时，师副政委刘丙正来找他谈话。刘副政委说:“林鹤，你要实事求是，不要瞎编，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并不是要把你打成反革命。”
接着，刘副政委又向他交待了“既往不咎”和“重在表现”的政策，打消了林鹤的顾虑。就这样，在当时全国大反“右派”的形势下，林鹤始终没有受到冲击。
他在农八师党委的保护下，有精力、有时间、有条件继续钻他的农业技术，写他的学术论文，继续为农八师农业生产的尽快发展贡献力量。
3
保是保下来了。可在当时的形势下，像林鹤这样社会关系复杂，又没有“三块钢板”的人，再在师机关呆下去，是不大可能了。
师党委决定，让林鹤保留原级，下到莫索湾垦区的农场去锻炼。
从机关到基层，从坐办公室到进大田劳动，条件差了，生活艰苦了，林鹤受得了吗?
师党委在林鹤下放后，又给他所在单位领导打了电话:“你们要好好照顾这个人。今后我们还要用他。”
单位的领导来看他，希望他能正确对待组织的安排，不要消沉下去。
林鹤的确没有消沉下去，他一边参加各种劳动，一边继续钻研农业技术知识。
1959年，莫索湾垦区在发展棉花生产中遇到了土质粘重、板结的难题，造成地温低、棉苗出土不齐、发育慢、后期则贪青徒长的问题，几万亩棉花的平均单产只有十五点六斤，损失面积达一半以上。
遇灾严重的团场职工，一听说种棉花就害怕，都不愿接受任务，致使种棉指标落实不下去。林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来到粘土地严重的莫二场二分场，和这里的老军垦一起研究，决心要找出个征服粘土地的办法来。
一天，他见一名老军垦气喘吁吁地往地里拉沙子，便不解地问:“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我盖房拉沙时，不小心漏在棉花地边一些，不料想年底这里的棉花反倒出苗壮，长势好，产量也高，我想再试试。"
林鹤听了这话，眼前一亮。他细细想:沙子掺入粘土中，可起分解粘土强度、疏松土壤的作用，改变土壤结构。
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这位老军垦拉沙的行列。以后又一起和他干活，观察棉花生长情况，获得大量拉沙改良土壤、提高棉花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61年，莫索湾管理处推广了这一经验，掀起大规模拉沙改良粘土运动，棉花单产开始逐年提高。
1962年，皮棉平均单产由1961年的49.5斤提高为89.9斤，1963年为93斤。这年的拾棉劳动结束后，林鹤根据掌握的大量资料，写出了《粘土地棉花大面积丰产经验》和《莫索湾大面积拉沙植棉经验》两篇论文。
他在这两篇论文中，详细总结了莫二场特别是二分场的具体做法，提出了精细整地、提高地力、保墒保水、拉沙改土、严格田管的五条经验。
1964年，莫二场二分场根据这些经验组织生产，取得了11850亩棉田，亩亩全苗，块块丰产的好成绩，平均单产皮棉91.52斤，为莫索湾灌区粘土地的棉花生产，乃至整个石河子垦区粘土地的棉花生产树立了样板。
面对工作中的成绩，林鹤忘却了过去的一切苦闷忧愁，他感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了。他相信人民需要他，革命需要他，他也离不开人民，离不开革命。
他到莫三场生产科当参谋后，看到了浇水的只管浇水，不节约用水，结果，亩用水量上百立方。
林鹤心疼了。他走遍莫三场的全部连队，逐个了解浇水情况。并把浇水水平高的职工集中起来，先后五次召开全场浇水工比武大赛。
从中，他研究出一种能定时定量的梯形量水装置，安装在每条毛渠的闸门处。做到了计划用水。
经过两年的努力，莫索湾灌区的浇水水平和浇水质量，达到了全师及兵团的最好成绩，做到了用水少、灌面大、不旱不淹、不漏不重、亩用水量降到六十立方以下。
一些农场干部见了林鹤，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林，你这个比武比得好，把用量比下来了，把产量比上去了。很好，很好!
4
在人们都记忆犹新的那个“内乱”的年代里，林鹤因为复杂的经历，成了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
于是，他被宣布军管，送到刑满队管制劳动;
于是，过去已讲清的历史问题统统被翻了出来，重新交代;
于是，一切该干的工作干不成了，一切想做的事情没资格做了。取而代之的是隔离、批斗、拳打、棒揍。
面对这一系列人格上的凌辱，精神上的折磨，林鹤受不了了，一度对现实产生了怀疑，想以死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愤不平。然而，这个念头刚一闪现就消失了。他恨自己，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不禁想起了一桩桩往事。
上海街头，露宿在马路上的解放军，宣布留用自己的那位目光慈祥的军代表;
西去的列车上，他那从没出过门的爱人，因为持有军属证明，被铁路工作人员一站一站从福建护送到新疆的情景;
他想起了1957年师党委担着风险把他保下来的事。
这些往事在他脑海里交错出现，件件都那么清晰，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
坚定的信念又给了林鹤生活的勇气，使他产生了一个追求:“住‘牛棚’，不能忘了学习;受迫害，不能忘了科研。”他发现刑满队窖藏红薯的技术不过关，红薯一批一批腐烂，就选定红薯作为研究方向。
要研究红薯窖藏问题就要有窖，可“牛棚”里哪有这个条件呢。
他向管理人员要求，希望挖个窖作试验，没想到，人家把脸一沉:"你是挖地道想逃跑吧!"
林鹤哭笑不得，解释说:“我看到你们队红薯种烂得厉害，想挖个窖作作试验，解决这个问题，不想跑。
后来，他们觉得林鹤跑不出去，就同意他挖了个五米深的窖。林鹤为防止红薯烂种实验开始了。
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窖藏红薯的最佳恒温是摄氏八度到十度。林鹤却想，刑满队窖藏红薯就是这个恒温，可他们的红薯还在烂。
又经过亲自观察分析，认为最佳恒温应该是摄氏十度到十一度。因为这个恒温不但照顾了窖的温度，还兼顾了窖的湿度。他把这个结果告诉刑满队，经实验效果果然很好。基本解决了红薯烂种问题。
刑满队看林鹤还有两下子，解决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烂种问题，就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林鹤呢，趁这个机会又开始红薯育秧、移栽、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为得到第一手资料，他逐日仔细观察了红薯秧苗根系的生长过程，再生能力及水量的需求量，作了单株记载。
对人们习惯于红薯四月育苗，五月栽苗育苗的办法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红薯在三月育苗，四月栽苗比较合适，并提出了红薯生产的四点改进措施。一是适期早栽苗;二是改薯苗水栽法;三是按照红薯生长规律，改小垄浅沟为大垄深沟;四是改稀植为合理密植，充分发挥红薯增产潜力。结果，按林鹤要求去进行管理的三十三亩红薯平均亩产三千斤，比按老办法栽的红薯增产百分之三十强。
林鹤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对当前红薯生产的意见》，为石河子垦区红薯的生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来，他这篇在“牛棚”中起草，粉碎“四人帮”后写成的论文，成了他评定农艺师的重要学术成果和依据。
可有谁知道，林鹤在进行上述试验时，他家七口人每人每月只有七元的生活费，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成果就更来之不易了。
“史无前例”终于结束了。
林鹤又名正言顺地和农业技术打交道了。不久，他参加了早熟地棉自育“64一05”品系的良种繁育及繁培试验工作。接着，负责小经济作物的引种、试种及栽培试验工作。
林鹤这时的心情，就像鸟儿离笼飞回森林，别说有多痛快了。他多年来蕴藏的干劲，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先后引种、试种东北大豆三十余种，花生五种，西瓜、甜瓜三十余种，为团场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秋，党组织彻底为林鹤落实了政策，他被调回原石河子地区农科所(现师、市农业技术开发中心)工作。
他五十八岁了，可却感到自己更年轻了。他和年轻人一起，万里迢迢赴海南岛参加了棉花良种的繁育工作。
南繁归来后，又加入了中澳合作植棉的行列，圆满完成了组织布置的任务。
当生命的航船载着人渡过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驶上老年的航程时，大凡人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叹息人生的短促，只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另一种是更加珍惜有限的时间，尽力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林鹤就属于后一种人。
1980年，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林鹤，双鬓染霜，根根银丝取代了当年满头的乌发。可同事们却发现，他的工作热情还是那么高涨，他的精神还是那么饱满。
春播开始后，他被派去进行地膜植棉的试验。
他是老技术人员，很多活可以由配合实验的农工去干。很多基本的技术活可吩咐青年技术人员去干，自己指导指导就行了。
林鹤却不这样，他和农工们一起平整试验田，亲自选了四十多棵棉花作单株观察记载。
工人们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摆手说:“没啥，我感觉很好。”在春天里洒下汗水的人，到收获的季节总会果实累累的。地膜植棉终于取得了成功，皮棉亩产由原来的七八十斤，猛增到200多斤。
六十有五的林鹤，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资料的整理和搜集工作上。他亲自编写了《农业科技文摘》，指导编写了《农业
技术资料目录》两种科技月刊。
他还兴致勃勃地报名参加了浙江杭州市创办的日语函授学习，并已从初级班、中级班升入高级班。
他说:“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日本今后是一个技术大国，学日语有很大好处的。”他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把日语攻下来。退休后写写文章，翻译翻译外文资料，继续为团场建设多做点工作。
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林鹤没有腐朽，他燃烧起来了。当三十多年一晃而过的时候，他已经由一名追随国民党半生的旧警官，改造成长为新中国的主人，人民的农艺师，把自己的后半生无私地献给了边疆的建设事业。
【后记】
半生追随旧途，半生扎根新程，林鹤的人生，是一场跨越救赎与成长的修行，更是共产党人“容错育人、化人成事”的生动见证。从效忠国民党的旧警官，到扎根戈壁的农艺师，他的逆袭，从来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信仰的觉醒与实干的馈赠。
共产党的留用，是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他走投无路的人生；鱼正东、刘丙正等首长的指引与保护，是寒冬里的暖阳，让他放下顾虑、深耕初心。
他摒弃过往执念，以空杯心态自学农业，从俄语翻译跨界农艺研究，在荒漠中找方法、在困境中搞创新，拉沙改土、量水节水、红薯育种，每一项成果都浸透着汗水与坚守。
即便历经波折、遭受迫害，他仍未放弃科研初心，在“牛棚”中坚守热爱，于苦难中淬炼锋芒。
他用半生证明：过往不定义未来，初心可改写人生。林鹤的故事，藏着最朴素的真理：唯有放下过往、扎根实干，方能不负救赎、成就自我；唯有容错包容、因材施教，方能让每个生命都能绽放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