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愤青对我来说就是loser的替代词，一个言辞激烈，处处指责他人，怨天尤人的人必定是首先对自己的生活不满，而又无处改变，于是选择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这个社会。圆润的八面玲珑的成年人，见人说人话，这才是真正的相处之道。
隔了很久再翻柴静的书，重新看她写的如何跟他人周旋，与官员针锋相对，乔装采访，进入非典病房如此种种。记者绝对不会是温和的人。她必须针针见血，以便为读者寻找所谓的真相，或者只是让大家一起与真相更加靠近一些，如此而已。
曾经做过几个月的所谓社会记者，专攻民生问题，那时我一直是愤怒的。自己在北京城区转车四五趟，路程上先花掉两个小时，最后来到一个破败不堪的城中村，裸露的钢筋和塑料棚搭起来的四五平米的小屋，住着一户几口人，说着听不出来的南方方言，密密麻麻挤在几亩农田里，道路还是泥路，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村头的臭水沟和小池塘里，放眼望去都是几千字稿子的素材——城中村违建，生活污水处理，外来人口黑户，农田城市用地规划。
在小村口里转了几圈，穿的太扎眼，以至于和周围格格不入，住户都暗戳戳地斜瞄我，估计怕我是查身份证来的。最后和一个村口大妈攀上了话，带我进屋看了她家的水井，在2014年的北京东城区，竟然还有农村用的那种井，打出来的水底下沉淀着一层褐色的泥，水壶里白茫茫一片碱。最要命的其实还是屋外的臭水沟，刷锅水洗衣水就那么直接倒进去，周围十米都能闻到腐烂的味道，苍蝇乱飞。然而大妈说到最后只是想我反应一下最近经常打不出来水的问题。想想几百个人每天就在喝这种水，想来谁都应该是愤怒的。
跟附近居委会街道办联系，都不承认这片城中村的存在，更别提用水问题。不过做记者就一点好，不担心他们不承认，所有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的，最后都可以变成点名道姓的某某街道办主任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可以写的太多，一不小心就是大头版，结果送审那天回来编辑说稿子最后还是不能用，因为水太敏感了，北京的城市用水太敏感，不能随便写。当年的水可能就是今天的霾，谁都不敢碰。
做社会记者的那段时间，每天要接触太多底层的人们，看见生活在困境中的人苟延残喘的样子，再看看小小一个街道办的办公人员趾高气昂的说拒绝采访，第一反应自然是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所以一直愤怒，愤怒且无力。
后来再也没有做过一线记者，可能也是怕了，怕再去面对苦苦挣扎的人却无能为力，慢慢开始做编辑，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茶水伺候着，自己码字，然后干脆离开了媒体开始做翻译，做策划，觉得人间疾苦离自己更远了，需要担心的只是睡没睡好，要吃什么，头发是不是打结等等。
离开了记者这一行这么久，回过头再去看一线记者的手记，心里一凉，我也曾经是那么想过的，但是现在却再也无法感同身受。现在偶尔再出去采访，都是硬着头皮说一些漂亮话，大家和和气气一团，谈完散场。
所有坐在办公间里的人都有一副事不关己的精明和冷漠，对同处一个世界的人缺乏甚至最基本的同情心。但凡想一想，若是投胎不幸，现在住在臭水沟旁边的，可能就是你。
人人都喜欢和温和的人做朋友，他们有趣不失风度，谈吐高雅有教养，温和圆滑，可以开不大不小的玩笑，做不亲不疏的朋友。
但如果人人都成了那个温和的成年人，执着于自己的小家小生活，还有谁去真正关心这个社会，关心那些太阳照不到的角落。别在年轻的时候就选择做一个聪明的瞎子，对他人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自己也只会成为一个别人也看不见的人。想来身边应该再多一些敢言的人，愤怒的人，为他人愤怒，为社会停滞不前的角落愤怒。
没有愤怒也没有责任，何谈生而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