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巨流河》，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20181121草就

80后的我们接触到的、健在的祖辈可能很多来自于1930年代左右，当这些世纪老人开始回忆时，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忆。因为那段中国近现代历史，于普通人而言，即发生了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随之而来的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的历次政治运动。虽然历史舞台不属于普通人，但每个历史变动却扎扎实实打在每个普通人身上，“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相对而言，在20世纪末出生的我们，如果要在临终前回忆，发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我们还只是小屁孩，完全没印象，其他的更不能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那些大事比较，注定我们是平凡而普通的一代，我们享受着和平的生活，必然也不会如祖辈那般有波澜壮阔的经历。祖辈甚至是父辈经历了历史的复杂变迁，历经千辛，可能也是九死一生，但毕竟他们走过了那段历史，也亲自见证了东亚中国的变化。于民族、国家、个人而言，他们都是苦难的，但于历史记录而言，他们却是幸运的。

《巨流河》这本书是齐邦媛老人个人的回忆故事，因为家庭原因，她接触到了近现代史上的一些台面人物，也就听闻了或者经历了一些普通人未曾知晓的故事。所以，不仅仅是个人故事的回忆，也是对历史与时代暴虐的回应。大陆版与台湾版似乎又些许差别，当然这是关涉政治的问题，因为作者在文中对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做了一些感性的评价。只能说这是作者的自我感觉，而非史学家的论点，所以未必正确也未必是偏见，只能作为旁证，与其他史料结合。当然我们历史研究时，常常喜欢将观点先放出来，然后恰好找到材料证明，其实每个观点总是有一些证明材料，所以历史才会如此复杂，作为读史的读者就显得更为重要。

回忆往往离不开乡愁的主题，作者从辽宁铁岭的巨流河，最后流动到流动到台湾的哑口海。台湾同胞的思乡之情，不必赘言，太多故事。而我觉得作者或者是我本人都应该是幸运的，至少我们都还有那个故乡可以思念，我们对故乡还有想象的空间，而作者的子女和我的孩子却是没有故乡的一辈人。出生于父辈迁居的地区，落籍于当地，在严密的户籍制度管理下，虽然可能他们知道有个祖籍，但却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一天，他们应该属于当地，但却又不属于当地。我们还有故乡可以落叶归根，有故乡的乡愁，而他们恰恰是我们家族故事的转折，我会在身后回归故土，但她们可能就在当地落叶。进而言之，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里，有太多很美好的传统在慢慢消失，虽然可能看来是封建顽固，但这种类似乡愁的文化在快速变迁的大时代里却也慢慢在消失，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在传统社会里传承的常常会让人感动的东西，也在消失，只是我们觉得这是全面现代化必然需要割舍的，当然更有可能是在这个浪潮中的人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些。“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读书人既要有动的能力，也要有静的心境。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安心读书的环境，无论是日军侵华的时候还是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人习惯了“动”，不少读书人也开始躁动不安，当然我不知道如何评价，但我知道生活不仅仅是动，既要有“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冲动，也要能在喧闹后静心读书思考的境界。诚如王德威所说：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我想读书人的动静是相互关联的，动是为了追求静，静是更好的动。不能因为不能静，而终生追求动，如《芙蓉镇》中的那个投机分子，习惯了政治运动，而回不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读书人动是为了修身，静是为了修心。所以，在作者的回忆中，我看到了朱光潜和钱穆的动静身影。

朱光潜：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的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

钱穆在云南，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最有还有一点印象深刻，懂事得早，心灵也衰老得快一些。可能早慧而忧郁的人，总是早衰吧。可能可以这么说，有的人还年轻，但心却已经老了。

巨流河的水依旧吧，河边的东亚中国早已跨过20世纪，迎来21世纪的早春。20世纪的人在回头望向我们，我们是否能追上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