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锁
第一章父亲的乌托邦：子弹壳与未完成的游戏
我叫阿建，大名陈远建，生于2000年元旦凌晨零时三分。新世纪的第一串鞭炮在产房窗外炸响时，父亲陈中第正盯着他那部银灰色翻盖手机，拇指机械地按着方向键。屏幕上是像素构成的贪吃蛇，一圈圈追着自己的尾巴，形成完美的闭环。护士抱着襁褓中的我出来，口罩上方的眼睛弯了弯：“恭喜，是个儿子。”父亲头也没抬。直到贪吃蛇又一次撞上自己的尾巴，屏幕弹出“GAME OVER”，他才按灭手机，抬眼看了看我。产房走廊的白炽灯在他脸上打下深深阴影，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男孩好。”他像是松了一口气，又把手机翻开了，“男孩可以养老”。这句话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注脚。
父亲陈中第，生于1973年，身高一米七八，肩膀因常年握方向盘而左高右低。他有双奇特的眼左眼因早年车祸留下后遗症，看远物模糊；右眼却异常锐利，能看清百米外路标上的小字。这使他看人时总微微侧头，像在瞄准。手掌宽厚，指节粗大，掌心茧子层层叠叠，握方向盘的位置磨出了永不消退的凹痕。
“ 中第”这名字是爷爷陈守业起的。陈家长子，盼他高中进第。他中专没念完，进了县运输公司。方向盘一握，就是三十年。
我十七岁那年，在他淘汰的诺基亚旧手机里发现加密相册。密码是我生日20000901。
相册名叫“我的乌托邦”，存着八张照片，全是同一个女人—温雅。
第一张摄于1993年秋。父亲二十岁，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工装，站在运输公司停车场的老解放卡车前。温雅站在他身旁，碎花连衣裙，两条麻花辫垂在肩头，发梢系着浅蓝色橡皮筋后来我知道，那是父亲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照片里，父亲的手悬在她身后五厘米处，没碰到，却像护着什么易碎的梦。他的左眼微微眯着，那是他拍照时紧张的习惯。
第二张是1995年夏，他们在一家叫“启明”的旧书店门口。温雅怀里抱着三本书，最上面那本是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蓝色封面已磨白。父亲后来说，那是他用半个月工资买的温雅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说要送份像样的礼物。
我找到那本书，在老家樟木箱最底层。扉页上，温雅用英雄牌钢笔写着：“给中第：愿你如克利斯朵夫，永远有冲破牢笼的勇气。”墨迹已晕开。下面父亲用铅笔添了一行小字，后来被橡皮擦得只剩印痕，我用铅笔侧锋轻涂才显现：“我的牢笼是现实，钥匙在你手里。1995.8.21”
第三张是1996年冬，火车站月台。温雅要回省城，父亲跑车攒了三个月假期送她。照片里她围着红围巾父亲在百货大楼挑了整整一下午，羊毛混纺，二十八块，是他当时三天的工资。她踮脚往他口袋里塞了什么，后来我在父亲工具箱最底层发现了它：一枚子弹壳做的钥匙扣，弹壳底部用刻刀雕着“W.Y.”，字迹稚拙，是父亲的手笔。
转折在1997年春。爷爷陈守业确诊肝硬化，住院押金就要八千。父亲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读高中。他算了笔账：跑车一月八百，除去开支能剩五百。不吃不喝要十六个月。
那个周日，他在运输公司值班室写了分手信。信纸是从调度本撕下的，印着格子。我见过那封信，藏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页间，只有半页纸：“雅，我算过了，我爸的病至少要三万。我跑车一个月八百，不吃不喝要三年。你毕业后能留校，前途光明。我配不上。别再联系。”
他跑更远的线路，广州、深圳、昆明，一个月回家两天。后视镜里，那枚子弹壳钥匙扣随车颠簸晃动，将阳光折射成细碎光斑，落在他长年缺眠而浮肿的眼睑上。1998年春天，他最后一次见温雅，在她学校门口。紫藤花开了，和她碎花裙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她把那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还给他，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紫藤花瓣。
“我要结婚了，对方是文学院副教授。”她说，声音很轻，“中第，别活成你讨厌的人。”
父亲接过书，点点头。转身时听见她又说：“你左眼……去看过医生吗？”他没回答，也没回头。卡车驶出省城时，他把书扔在副驾驶座上。等红灯时又捡回来，用袖子擦了擦封面。那个动作里有种小心翼翼的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
相册最后一张标注：“回不去的乌托邦，摄于1998春。”照片上温雅已穿上了浅灰色职业装，头发剪短至耳下，笑容标准得像证件照。父亲站在她右侧半步后，手里捏着那枚子弹壳钥匙扣，指节发白。他的左眼看向镜头，右眼却偏向她的方向那种分裂的注视，成了他余生的常态。
那天晚上，我盯着天花板的裂纹，在黑暗里咬牙发誓：绝不重复这样的人生。
但血脉里的东西，像胎记，擦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