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万历十五年》，心情沉重。中华文明这艘巨轮，在漫长的岁月里搏击惊叹拍案卷起千堆雪，何以到了近现代陷入泥潭？坐在金銮殿上，天授神权的皇帝，在家国命运的重担和个人自由的追求中，该如何扮演？国之重器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到底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忠诚，还是分列于天平的两边？
明朝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朝代，但同时，明朝也是除了宋朝文人最舒适的天堂。明朝在洪武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万历年间，文官集团趋于成熟，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相应的武将集团的地位也就降到最低。我们从抗倭名将戚继光凄凉的晚景中可窥见一般。
明朝军队战斗力极弱。弱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五十到七十人的日本倭寇，登陆后如入无人之境。先是到达杭州，经淳安进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经宜兴退回武进。大家想象一下，明朝号称常备军二百万，南京又是明朝的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光南京的驻军就有二十万，竟然能让几十人的小股倭寇跟逛街似的，晃晃悠悠逛了一个大圈！最后，虽然这股倭寇终于被歼灭，但被他们杀伤的竟有四千之多。这是何等的荒唐！
按照正常的逻辑，被大举进攻的应该是日本才对。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一直处于战乱状态，连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都没有建立。而明朝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度完备的帝国，论财力、论军队规模，一人吐一口吐沫也把这股倭寇淹死了。但结果恰恰相反。明朝这个帝国，名义上拥有常备军二百万，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这要从明朝军队制度说起。
明朝的士兵来自“民户”，每个民户出一个兵，世袭罔替。这样既不妨碍日常的耕作，又能保证士兵的来源。这样的制度在创立之初，流弊就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大多非出于自愿。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使当初一代是出于自愿，后辈的意愿也早已发生更改，因而逃兵事件层出不穷，谁也说不清楚一个兵所里到底有多少兵。再加上世道太平，各个兵所实际的兵力只有数字上的百分之二三，出现了将领不知道手下有多少兵的怪现象。
与这种混乱情形相伴始终的是荒唐的军队配给制度。明朝军队内部是没有自己的专门的后勤保障部门的，所有的军饷、兵器、粮食、军服全赖地方政府供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明朝的军队补给不是由各个地方政府交纳到中央，再由中央统一调派，而是各地直接与驻军打交道。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驻军会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地方部门分别向他运送粮草、兵器、军饷等，而一个地方政府的部门又同时要向十几二十个不同的军队运送物资。这样的结果是军队收到的兵器良莠不齐，有的完全没办法使用。很多时候，收到的火器有时候不仅不能够有效的打击敌人，反而会让使用者送命。至于粮饷是否能准时、全额的送达军队，更只能靠地方官个人的重视程度，有的时候还要看天。如果地方受到重大的天灾，粮饷就更无从谈起了。
明朝选拔将领不是要有勇有谋，有运筹帷幄的谋略，而只要勇敢粗豪即可。明朝有位将领叫杜松，他一生忠勇，在辽东战役中为国捐躯。据说他在马上可以“轮转如飞”，力大无穷，每次战役都是身先士卒。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发泄，不是声称要自杀就是要落发为僧，完全没有身为大将应有的气度和镇定。努尔哈赤就称呼他为“杜疯子”。
武将的选拔只尚勇不尚谋，明朝的武将大多文化水平低下。这样，文官就有了借口，可以入驻军队做总督巡抚，由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总督巡抚之下还设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掌握了实际调度攻防的权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和农民军的战斗力相差无几。而反观日本倭寇，他们擅长于协同作战。在发动攻击的时候互相照顾、互相配合，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军队的素质。同时，倭寇的军队中还有大量的中国人，他们轻车熟路，依赖本地居民姻亲等各种各样的关系加以掩护，造成了对明朝的巨大困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戚继光带领戚家军彻底打败倭寇面对的困难就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多的是来自于内部的政治制度。
戚继光的发迹全赖一个人的扶持——张居正。正是因为有了首辅张居正的鼎力相助，戚继光才得已组织自己的新军，因为之前的兵完全不能用。他编写了编写了《纪效新书》，宣布了招兵的办法，规定的月饷的数额，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模。戚家军军纪严明。有功者，赏；有错者，罚。据说，他的二儿子由于违反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的处死。戚继光还发明了“鸳鸯阵”，每支攻击小队之间都需要协同配合、共同作战。总而言之，戚家军无论是从兵源还是训练和作战制度，对于之前的军户和卫所，都是全新的。戚家军横扫倭寇，别的军队几个月时间攻克不下的，戚家军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攻破。从1559年开始，这支军队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家军胜利的记录无出其右。
倭寇歼灭后，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抵御蒙古族侵犯。戚继光出任总兵不到三年，蒙古族自知不是对手，便放弃了骚扰政策，主动称臣求和。
可以说，在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无人中没有谁的功业能达到他那样的辉煌。可纵使是这样一位高照万世的武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晚景凄凉。当边塞的危势解除，在张居正死后七个月，戚继光就被当做张居正的党翼被弹劾被罢官。而戚继光由于生性豪爽，不事积蓄，罢官后竟连果脯都难以为继。所有的朋友都离他而去，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还与他往来。由于戚继光曾经被着夫人纳妾生子，这个时候夫人也舍他而去。
名将陨落，不仅仅是戚继光一个人的悲哀，是明朝整个武将的悲惨缩影。明朝重文轻武，导致文官集团独大，官僚机构失去平衡，最后发展到即使是皇帝也难以与之抗衡。表面上看，皇帝是九五之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而实际上万历在平衡朝政，施展自己的抱负、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性方面，早已式微，这才导致了万历后期的“消极懒政”。
我们的封建王朝治理国家，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一套完备的道德理论体系。儒家思想是全体文官集团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而官既是普通百姓的治理者，也是百姓的榜样。通过这样的榜样作用，从而逐层次的统一全国各个阶层的思想。儒家中庸的思想势必会让文官集团希望全国保持一个和谐平衡的状态，任何一个地方强调自己的利益，想要发展自身的科技都是被看作有违儒家思想的。皇帝，在这里也变成了一种制度，而失去了作文自然的“人”的属性。大臣们希望皇帝按照礼仪出席国家重要的典礼，按照祖宗规定的制度一丝不乱的坐朝。而皇上做为一个“人”，必然会有想发展自我、表达自我的欲望。但很不幸，万历既没有康熙的雄才大略，能够控制全局，又不像他的叔祖正德皇帝那样个性张扬、不管不顾。他懦弱、心软又敏感，一生都活在履行皇帝职责和表达个人欲望的痛苦中。
万历登基的时候年仅十岁。在朝堂上他还不能完全听明白大臣的奏报，需要大臣提前一天将奏章送至内廷，提前拟好批示意见，第二天早朝的时候由袖中取出。皇帝这时候不过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的履行皇帝的责任，而真正的掌权者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不仅仅是首辅，还是万历的老师，对万历的学业非常严厉。万历在休息时间还常常背诵张居正留下的课业，为的就是担心第二天对答不出遭到张居正的责罚。也许正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万历开始渐渐缺少突破群臣掣肘的心理建设的。
万历无疑是聪慧的，他五岁就能读书。正因为如此，在万历成年以后，在他恪尽职守的履行自己皇帝职责之后，他很快认识到朝堂之上，“为了国家社稷”不过是群臣之间争权夺利的借口。而他并不能实际的控制这个国家，只能延续着文官集团设定的条条框框来履行皇帝的职责。
万历皇帝的内心是孤独的。虽然每天接受着群臣的三跪九叩，任何时候他的身边都不缺人，但他的内心世界却鲜有人去关心。朝臣们更多的是把皇帝做为一种制度、一种象征、一种工具，而忽略了他“人”的属性。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郑贵妃。郑贵妃很快就洞悉了万历的内心，于是不再把他当成高高在上的皇帝，而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甚至在万历举棋不定的时候，她还会委婉的批评他的犹豫。万历对郑贵妃的宠爱与色无关，完全是灵魂的融合，因而这种感情愈久弥坚，郑贵妃成为万历这一生最宠爱的一个女人。
可悲的是万历死后，他最心爱的女人却未能和他合葬在一起。陪伴在他身边的一个是皇后，一个是新皇帝的生母，而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因为没能继承大统，郑贵妃失去了陪葬万历的资格。
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一直以来是万历的梦想。万历一方面内心特别渴望给予他的爱妃、他的爱子以太子身份，一方面懦弱的性格并不敢让他直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对于立太子之事，万历一直采取拖的办法。他的长子常洛已经成年，他却不让他读书，甚至不给他行加冠之礼。后来，他又在一天之内同时封三个儿子为王，故意把长子常洛和常洵放在同样的位置。万历想废长立幼的动机已十分明显，这遭到了文官集团强烈的反对。当首辅申时行进行劝谏的时候，万历面对自己的臣属，却不敢承认自己的想法，并坚称自己绝对没有废长立幼之念。
破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但他的屈服带着仇恨。皇长子常洛被封为太子，皇三子常洵被封为福王道河南。从此，皇帝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万历很早就洞悉到他的臣属有“阳”和“阴”的两面性。“阳”的一面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儒家经典；“阴”的一面是个人和文官各个集团的利益。可是他的臣属却不允许他有“阴”的一面，做为封建王朝的象征，他不过是一部机器。他的所有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儒家经典，从而可以树立榜样，教化万民，这也是明朝帝国得以治理和维持的根本。他们否认了他“人”的一面，他懦弱的个性让他无法像他的叔祖那样公开的离经叛道，于是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万历十五年，西班牙的海军开始向英国进军，西方世界正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世界在变革，版图被重新划定。而在我们的封建帝国，一切都凝滞不前。没有法律，不保护私有财产；重农抑商，不鼓励技术创新，我们的制度阻碍着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这个庞大的帝国，靠着惯性，依然可以行使很久，但迟早有一天会被强迫着把眼睛睁开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