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办案手记

        一个历时3年的案件，终于在2021年7月收到了终审判决，而且结果对我代理的当事人来讲算是“最好的结局”。很久没动笔写办案手记，这个案子想写下来，是因为，这个案子里，让我看到人世间还有很多比我更悲惨的人生，让我看到一个国企也没有“店大欺客”，有基本的担当，也让我看到同行不负责任的“庸医误人”，也让我看到两个没有担当的男人再找了两个没有道德的律师。。。。。。

        一、事件概要

        2018年，成都建工的某A公司总承包市内某公园的建设项目（实际是李某挂靠总承包），Z公司分包其中钢结构部分，很小的分包项目，总价款才40万。所谓钢结构，主要是一个儿童用房，阳光房类型，所以，支撑是钢结构，其它是玻璃（玻璃近200平米）。

        Z公司在玻璃安装这方面没有自有队伍，于是找了赵某，谈好一个总价将玻璃安装再“分包”给了赵某。因为总共还不到200平，Z公司与赵某之间没有书面合同，电话里谈好后，赵某即开始组织队伍去干活。

        赵某找人主要是通过伍某，而伍某又转碾通过其他人邀约了钟某，于是一伙人到了工地。

        到工地的时候，Z公司项目负责人并不在，赵某等人如何进的工地，如何开始施工，已无法还原。

        就在赵某队伍到工地的第一天，钟某从阳光房上摔下来了，屁股着地，脊髓损伤，终身瘫痪。。。。。

        二、各方人物

       1. 钟某，事故当时32岁，家中独子

        2. 王某（小王），钟某之妻，事故当时33岁，孤儿，随老师长大。与钟某婚后尚未生育，听期说钟某心疼她，想她多耍几年，准备过完年（18年春节）再要孩子。

        3. 李某，挂靠A公司的项目“老板”，事故发生后即人间蒸发了。

        4. 赵某，听王某说当天把人送到医院后，赵某给了其3000元（但赵某为了不承认是个人承包关系对此笔钱也予以否认）。

        5. 某男律师，钟某代理律师。3年了我也没记住他名字，也不想为了他去翻判决书，不想记住这样的人，不过我记住了他还是某知名大所的，有名的红顶所。

        6. 尹律师，美女，A公司代理律师。

        7. 朱某，Z公司股东，分包项目的负责人。Z公司共2名股东，该分包项目实为朱某个人结算的。事故当天，朱某在德阳，接到电话即赶到医院垫付医药费、安抚伤者家属，对王某说：你放心，由我来处理。

        几个月过去，钟某每天几千元的康复费用已远远超出朱某个人的能力，也远远超出了朱某对这个事情的预判，面对王某三天两头的催要费用，已经是焦头烂额，整个人不在状态（当时已经垫付了30余万）。由于朱某与我一顾问单位有业务往来，所以经顾问单位负责人推荐，我开始介入案件，代理Z公司（实际是朱某个人）

        三、漫长曲折的案件过程

        经过交谈，朱某对整个事情没有一点推脱，该承担承担，唯一的问题就是伤者长期不出院，确实无力再垫付了。必竟公司只是个二级资质的小公司，最主要，公司也没钱，另一个股东也不可能同意公司出钱，都闹着要把公司注销，工程是他自己的，成本也是他自己的，这也是他们二股东的约定。

        朱某对这个事情的承担，是我愿意代理他的出发点。如果该负责任的一方想通过律师来不承担责任，我情愿不代理，这律师费还不如赔给伤者，这也是我的基本底线。

        于是，听取了案件情况后，划分了几方面分析：

        1. Z公司是肯定要担责的，那么，伤者情况怎么样？后续医疗费用有多大？作一个整个费用的预判。

         2. Z公司与赵某之间没有书面合同，如何证明这个分包关系，即便证明了，违法分包，Z公司也是连带责任，赵某一个个人，没有支付能力，也等于是Z公司一方承担。而且，伤害案件，尤其这么严重的，法院也会考虑支付能力，才能对伤者有个保障。

        3. 总包A公司有没有责任？才能真正减轻Z公司的承担，也更利于伤者的执行，必竟A公司是国企。但也正因为A公司是国企，要判它的责任会不会有其他障碍？

        在取得朱某的同意和授权后，我开始了上述三方面的工作。

        和朱某去了钟某做康复治疗的温江八一康复医院，那时，我跟在朱某后面，像个小文员，探探家属是什么态度，向主治医生了解医疗情况，特别是后续医疗的情况。家属，也就是王某，没有任何的无理取闹，对朱某很尊敬，只想医治钟某，只要有人出医药费，对拿到的垫付费用，除了用在医院里，平时买纸巾等等也是尽量能省就省。

        那段时间，正好有个棘手的案件在邛崃，没少跑成温邛，于是我会路过去看看王某，给她带过水果，也私人给她拿过零花钱。我们都叫她小王，她一直以为我是朱某公司的员工，一直叫我詹姐。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收了朱某最基本的差旅费，一是因为他的担当，二是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出钱的一方，三是A公司的责任还不能确定，对最终的减损预判不高。所以，这种情况与其多出律师费，不如留给伤者。（但是要补充一点，我还是与朱某的Z公司签了合同，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必竟，我们要报卷检查，必竟，我们律师都遇到过太多不守信的当事人）。

        了解了钟某、王某的态度后，我开始向他了解事发当天的情况，以及他是如何入职的情况，即如何跟赵某谈的工钱等等。这是我要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如何去证明Z公司与赵某的分包。

        经过了解，发现了差异：赵某在事发几个月后给朱某发了微信，列了一张清单，主张他组织人安玻璃的费用。清单上看，是所有工人的总费用，但赵某为了规避承包，分别列成了工人工钱和路费等，列出的工人工钱是300元/人/天，而不再时当时与朱某电话里说好的总价。但是我向钟某了解到的他的工钱是240/天。这个差价就出来了。

        这期间，钟某曾告诉我，他们与伍某本不相识，是伍某找的伍某某再找的他，为什么都由伍某带队去，是因为伍某有个车，可以一起收点车费，但伍某跟赵某之间应是没有再分包的关系。于是多次沟通，说服钟某、小王找来了当时邀约钟某一起去干活的伍某、伍某某，伍某证实了赵某找他去干活和240元/天的工钱标准，我请他亲自书写了一份说明，写明了这个过程和工钱标准，并通过小王要到了伍某的身份证资料，准备后期作为证人出庭。

        有了这份说明，让朱某把微信记录作了公证，以保全证据，我认为，这差价，应当可以说明问题。

        剩下就是最主要问题，A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朱某一直认为，该A公司买的保险没有买，要是有保险，会减轻一些负担，他始终认为没买保险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但我认为，意外险，这是自身的风险转嫁，不能对外对抗伤者，从民事法律关系讲，也确实是这样。

        我知道，只有资质问题，才能让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其他的过错都只能是按份责任，而且极可能责任比例很小，至少目前从合同约定中没有发现存在多少过错。在再三询问公司资质和工程要求方面，朱某无意中说了句：要是幕墙就超资质了。但是遗憾的是，他也不知道这不足200平米的玻璃是不是幕墙。

        那么，我就要想办法搞清楚这不足200平米的玻璃是不是幕墙，如何去证明它是幕墙？可能是因为分包工程太小，图纸都没一份正式的，但是挂靠的李某曾经给朱某发过一个电子版的施工图（CAD图纸上还有很多问号标注）。我刚好有一位客户是做幕墙，也还有一位朋友的老公是做幕墙的，我请教他们如何去定义幕墙，他们都告诉我没有统一定义。我再把图纸发给他们看，朋友的老公说：是幕墙，面积太小，不确定要不要资质。这个答案我已经很开心了，确定是幕墙就对了，资质不是因为小就不需要，而只是是否需要较高资质的问题。

        是不是幕墙这个问题，以及这个电子版图纸如何证明是A公司的图纸的问题，这也成为了后来无数次庭审的最大争议。。。。

        在跟小王沟通后，我向他坦诚，朱某已经无力垫付这么大的费用，我希望在对A公司以及赵某的责任承担这个问题上，她能与我同心协力。我也跟他解释，朱某个人出钱和朱某的Z公司才是责任主体有什么区别的问题。法律关系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理解，但我告诉她，最终只能诉讼，因为钟某的费用不是一次性的，后续更多，如果是朱某一个人的事，还只是有没有钱的问题，但现在不是朱某一个人的事，他只是一个股东，超出了他的权限，公司的股东会是不可能通得过的，那就只能诉讼。而且最重要的，涉及A公司就不可能调解，因为A公司是国企，什么都讲流程，谁也不可能来担调解拍这个板。我还跟她解释，工伤鉴定和人身损害鉴定的区别（因为她带钟去做了工伤伤残鉴定），她要是诉讼工伤还是人身损害的区别和后果，对此，我说得最多，我明确告诉她工伤是不可能的，因为建筑工人不可能是劳动关系（说来话长），即便她要诉工伤，那光是确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能就要打2-3年官司，确定了才会说重新认定工伤，确定不了2-3年白打，她要现在拿钱还是3年后再拿钱。而且两种只是算法不一样，最终的赔偿金额其实差异不大。最重要一点，工伤只能是一个单位，找Z公司，朱某想担也提不了，股东会通不过，公司破产了注销了，再工伤也拿不到。而人身损害可以把Z、A公司一起起诉。。。我还告诉她，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以节省她的费用成本，我把法律授助中心的地址写给了她。。。

        由于李某消失不见了，为此，我与小王到了公园管理处，也就是工程的业主方，希望他们能出面组织A公司处理这个事情，小王的目的是去找人垫费用，我的目的是去看现场，以及向业主方了解“幕墙”的问题。可惜，现场封闭进不去，业主方也说不清啥是幕墙。

        但是业主方很惊讶，居然不知道出了这么严重的安全事故，为此，他们出面给A公司发了公函，要求处理，并且暂扣了A公司的工程款。也就是这个时候，A公司才知道这次事故，原来李某压根没向公司汇报，直接就跑了。

        业主方出面组织了一次协调，但是A公司通知了李某，李某根本没来，A公司来的另外两位是做预算的，来了也搞不懂也作不了主，等于白搞。。。。

        这个时候，快春节了（2019年1月），小王想带钟某回家过年，过了年再回来治疗，而且过年期间，医院外面的餐馆全部关了，她陪着治疗也没吃的。其实通过业主方组织的协调，也问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还是告知，谈不上治疗，只是康复，而且基本终身无法康复，主要还得靠个人意志和坚持训练，所在在家康复也是可以的，只能说个人意志坚强看有没有奇迹...），因此我们已经决定停止垫钱了。但是这话，我和朱某都说不出口。小王提出过年后，我专门去了趟医院看她，让她算了下大概需要的花销，她说，希望换个轮椅大概7000多，那个轮椅在家里推不了，她也问了，轮椅可以不要一个什么配置，可以少几千元，希望算她后面自己护理的工钱....听着很心酸，最后她报了一个3万多的数，希望拿这么多钱回家过年。

        我问朱某1-2万能不能接受，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我们没有开口停费用，也没有考虑过了年再回来的费用怎么办，朱某先给了小王2万元，他们回家了。

        春节很短暂的，小王很快又带着钟某再次住院了，她是能省就省，但费用确实很大啊，我算了下费用，也确实不能再垫了，垫多了以后追偿是个麻烦，还可能无法追偿。小王用过年剩的钱先治疗着，开始找到A公司索要医药费，她也知道再找朱某也要不到了。

        A公司有两个高管，看到小王一次又一次的哭述，听说自己掏了3000元给小王。但是这个事却没有人敢拍板垫付钱。于是A公司，Z公司（我代表）、小王，三方一起在A公司进行了第一次谈判。那一次，我见到了小王带的律师，那个我记不住名字的男律师，也见到了尹美女律师。

        小王告诉我，法律援助她去申请了，还没有回复，男律师是在医院里做其他床病人的案子的律师，当时男律师对我很尊敬，都叫我詹姐，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每次都能说服朱某垫付钱。

        面对男律师开出的500+万赔偿要求，A公司直接不谈了。我很清楚，调解是无望的，国企过不了调解这关，只能是看看A公司的态度，必竟，我们也还有10余万工程款还在A公司，这案子不结，这钱肯定也是拿不到的。所以，我原本只是走个过程，摸摸底，反正要坚持不再由朱某方垫钱。但是面对小王的声声哭泣，面对国企无论如何只能走流程的风格，我又自作主张提出了一个方案：A公司将我们的工程款先付5万给小王，但前提是，不定性，后期如果判我们的责任，这5万抵扣我们的工程款，如果不是我们的责任，算A公司付的，届时A公司得继续付我们的全部工程款。但我给小王谈了个条件，要我说服朱某公司同意这个方案的前提是，拿到这5万，钟某必须得出院，以后要怎么治疗都得自己解决，也就是她拿到这5万必须要去走司法途径，最终确认各方责任，不能总是只找我们一方出钱，法院判决出来前不能再要一分钱，当然，判决出来谁也不会赖账。我告诉她，如果她不答应，朱某和Z公司也不会再垫一分钱了，如果我不再是朱某的律师，是不是还有人站在她的角度一次次帮她找自己的当事人要钱，我不知道。

        A公司一听必须出院且判决前不再要钱，而且5万还是从我们的工程款里扣，当然高兴，必竟小王天天去哭，再加点去安检部门投诉，他们也不好受。而朱某，我知道，只要必须出院且判决前不再要钱，他也会同意，因为此事不处理，他的工程款也拿不到。但是我必竟是他的律师不是小王的律师，我说：我很惭愧，一次次帮助小王向你要钱，本来这次谈判也可以一走了之，最后还是用你押的工程款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案是我提出来的。他表示，完全理解，且完全同意。

        垫付的问题算是落幕了，说一说那个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男律师：

        5万元的三方协议签订后（签订过程中涉及到一些用语，我方和A公司有争议，都不想因为这个协议最后导致责任，我曾一度以为都要签不下去了，最后尹律师还是专门打电话来解释，最后还是签了并且很快付了小王5万元，让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美女律师还是务实的），久久都没有收诉讼的通知，很是有点意外。更意外的是，后来居然收到的是劳动仲裁的通知，男律师代理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我方Z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还同时将A公司和赵某，甚至公园业主方列为第三人，这种列法，第一次见，大跌眼镜。

        仲裁开庭前，我多次询问申请人一方的证据，都说除了立案时交的其他还没有，直到开庭前一天下午，仍然是没有，说小王没有律师，每次都哭，哭得她们也说不下去。我在那天下午专门去了现场，确实没看到男律师的代理手续，也没有新证据，连证据目录也没有。

        第二天开庭，看到小王，事隔几个月，整个人变了样，黑得跟非洲难民一样，她说天天去工地干活，然后钟菜卖，钟是独子，父母年纪大了，现有只靠她一人。看到完全判若两人的她，甚是心酸。。。

        仲裁员是女生，一见小王哭就心软了，明明不是劳动关系，硬是适用一个不是法律的内部规定认定了劳动关系，这也是意料之中，在之前的沟通中，助理就告诉我，她们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但他们的规定法院不会认。领仲裁裁决书的时候，仲裁员一个劲跟我说：“詹律师我对不起你，你去法院改吧”。我笑笑，心想你们都当好人了，又是我去当坏人。我们都知道法院最终不会认定劳动关系，所以，仲裁员开始跟我改聊男律师，原话是“简直不想说他了”，大抵就是不负责，一直以为小王没律师，法庭上也说不到点，连证据都不提前去趟交....最后我落了一本随身携带看的小说在仲裁员办公室（年纪大了记性真不好），她还专门打电话给我送出来。她对我是有多欠意哈哈。

        我们只能诉讼，开庭的时候，法官很不耐烦，把男律师臭骂了一顿：“你学没学过法律，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劳动关系才能赔偿，你知不知道劳动关系代表什么。。。”，男律师说之前就在法院起诉过被驳回了，法官一查：这不就是我吗！当时我就跟你解释了，你直接起诉工伤赔偿肯定不行。。。。此时我才知道，为何拿到5万元之后久久未起诉，原来是男律师起诉错了一次，法院都没通过我们开庭就驳回不受理了。我跟小王说，你的律师还让你确认劳动关系的话，你最好早点换律师吧，别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你打这个官司的时候就是救命钱的时间（我还第一次这么说同行，还是当着面）。法官突然又心软了，说：唉，不是说要换代理人，就是起诉劳动关系错了。然后跟他们讲，说自己手里还有一个案子，就这样告劳动关系，6年了还没有打完，远不止我给她说的2-3年。

        有个意外的插曲是，赵某、伍某到庭后，一致认为他们当时谈的工钱是300元/天，赵某、伍某和钟某一样，都是跟朱某干活的，朱某是老板。为此伍某否认了他当初亲笔写给我的说明，还说是我骗他写的。

        我发现，法官虽然很不耐烦，但应当是属于案子太多累得烦那种，但他心里还是同情小王的，看得出来。于是庭审答辩过程中，我适时简单讲述了之前调解的过程，表示，从没有人逃避，只是因为涉及一方是国企无法调解，而且我再三跟小王解释过，人损判下来，一分都不会少，但现在他们非要走劳动关系，这是我感到很痛心的。对于伍某的陈述改变，我想他是误会了，因为把他列为一方当事人来参加打官司，他可能是害怕了，但我们与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他与钟也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理由骗他作假，而且他也没证据去推翻自己写的。伍某听了低下了头不说话，直到开完庭签完笔录走人也不敢抬头看我。法官听完没有任何调查伍某说的骗他写的问题。小王一个劲哭，我们开始跟她讲这个诉讼程序的漫长。我告诉法官，我不可能撤诉，因为撤了仲裁就生效了。但他案子太多，要判决下来起码要2个月后。我说最快就是调解，他们要认可不是劳动关系，这样他迅速重新去起诉。

        法官同意了，男律师和小王当场没同意，后来一个星期后，法官说给他们讲通了，同意了，于是去签了调解笔录，法官专门让书记员加班当场给出了调解书（一般这种要过几天才能领，因为盖章要走流程），走的时候，我告诉小王，如果他们重新起诉仍然只告Z公司，那我会依法申请追加A公司和赵某，这一追加又得重送达，重新给举证期限，延长的时间是他们自己的，所以，希望他起诉时一起列明。

        那一次，我给小王买了件棉衣，白白的，虽然知道不适合她干活，我还是希望她过年穿，美美的，必竟还年轻。

        经过仲裁和这次诉讼，已经是2019年年底了，内行都知道，年底法院一般不立新案的，收了材料也是压着，起码要等第二年1月按新一年案号处理。所以小王的重新起诉就这么被压着了，迎来2020年1月的时候也迎来疫情，就更是一直没消息了。疫情的一年，也是我和小宝开启新生活的一年，诸多焦虑，我也顾不上她了。

        2019年下半年，男律师的诉讼才开始走上正轨，这也是我和A公司尹律师正式对战的重点。法官还是之前的不怎么耐烦但很善良的男法官。案子开了无数次庭，后来尹律师给我发微信说：这是复庭最多的案子，没有之一。这期间的经历就更曲折了——

      一方面的争议是，钟某长期住院的必要性，这一点作为责任方我和尹律师意见是一致的，要作必要性鉴定，如果法院同意必要性鉴定，那么我们也要申请重新鉴定伤残等级，因为之前是工伤伤残鉴定，人损伤残鉴定一般要低一级，但他们的鉴定却是一样的，而且鉴定报告没有载明这个说理。就这一个问题起码开了3次庭后，法官同意了必要性鉴定。由于诉讼时间太长了，小王一人卖菜维持太难了，每次开庭都哭，一听说要重新鉴定，这一鉴定时间更久，她撑不住了。庭审后，我在开车回家途中，她给我打电话，再不叫我詹姐，语气很生硬，质问我谁要鉴定的，是不是朱某，要跟我们一起去死。我告诉她，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钟某一辈子都可能长期医疗，如果现在不把你的医疗问题解决，以后再发生的医疗费你再诉讼还是一样的问题，你不可能每次去鉴定。我没告诉他公司另一股东闹着要注销公司，如果判决结果只是Z公司一方，那很可能就是破产清算注销，她一分钱也拿不到。我只告诉她：慢慢你会明白我做的。

       之后鉴定机构回复无法鉴定，其他的也就没再重新鉴定，这事对于Z、A公司，我和尹律师也算尽力了。

        然后就是这工程到底是不是幕墙的争议，也是我和尹律师对战的重点，只有认定幕墙，A公司才是连带责任，当然，原告在经过之前的谈判后，也起诉了A公司连带责任，但是他通篇说不出一句为什么，他也不管。他知道反正我会说，因为我要减轻Z公司的责任我必须说。

       这个问题，做工程的自己都说不明白，几个律师和法官更搞不懂。我向法官申请调查令，去查该工程的竣工备案，希望调图纸来核对，与我们电子版的图纸核对。但是他开始2次都不同意，因为他不明白，图纸和工程是不是幕墙有没有关联，就算图纸上有一页载明了“幕墙节点”，但这是不是幕墙的性质是图纸确定的还是应该是法律确定的。同时，A公司尹律师也举证了竣工图，但是只有钢结构，偏偏就没有载明了“幕墙节点”那一页。对此，我提出了竣工图和施工图不一样的问题。

        我说过，法官其实很善良，他应该也想多一方承担责任（而且是有经济实力的一方），我一再坚持下，他把这个案子提交了庭上讨论，最后同意给我开调查令。但是遗憾的是，他只同意给我开调查令去规划局档案馆调，不同意让我去设计单位调，他说设计单位是商业单位，不属于公权力机构，不属于调查令范围。更遗憾的是，该工程根本没有备案，我去了规划局档案馆根本查不到。对此，我问法官怎么办，法官把我吼了一顿：怎么办是你的事，又不是我的事。我说那我坚持请他允许去设计单位调取，他仍然没同意。

        再开庭，我还是坚持申请调查令去设计单位调图纸，因为A公司举证的竣工图显示是同一家设计单位。这时候男律师跳出来说，不同意我调取，因为我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这次我就没跟他客气了，什么狗屁同行，我问他：你起诉也起诉的A公司连带责任，这本来是你应该举证的，你应该去调取的，你应该做的事，你不做是你不负责。我还想说：过去2年告错了，是谁的责任，还不是你自己拖延了他们的时间。但是这句忍了，没说。本来跟我对战的尹律师看他一眼，觉得他有毛病。法官看了他一眼，然后同意重新给我出调查令了。靠，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故意唱双簧。

        找设计单位也是曲折，根据注册地址找过去，根本不是，但是不甘心多问了一句，有人告诉我那公司好像是在他们那托管的，找他们领导问。于是我找到他们领导，确认他们是那种共享地址的，现在的这家公司负责“托管”，讲明情况后，负责人很配合，立马通知了设计公司。但是他说，他也没有强制力，设计公司配不配合就不知道了。他给了我设计公司负责人电话，该人倒是配合，但是他说该项目是另一个人负责，具体要那个人才清楚，给了我另一个人电话（实际上后来知道是这个人挂靠的项目，这个单位确实不了解项目具体情况）。

        但是具体设计这个项目的人就难缠了，先是各种出差不在，突然在不在的时间里又在了，我又不在，然后就是各种理由推脱，总之就是不配合还说得他很崇高。我再次找了设计公司的负责人，讲明，不管谁做这个项目，挂的是他们公司名，对外还得认公司。托管他们公司的负责人打配合，告诉他们我是和法院一起去的，说得很严重，说不处理以后退回去不给他们托管地址了。最终那个具体做项目的人带着图纸原件来了，我们约在了他们托管地址那见面，我提前跟托管的负责人说了下，要借下他的场地，必竟注册的地址是那，他说没问题。（其实开始就我一人去的，法院出了调查令不可能去，但是他这一配合还是有点用的，必竟懂不起的是多数，必竟法院盖章的调查令是真的。结果就是，后来他有事就咨询我。）

        这一次，为了看图纸，我和朱某一起去的，因为我看不懂图纸啊。那个人带着图纸来了，开始说直接给我们，看着看着，突然又反悔了，整个人还是个结巴，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要说就是不给。之前几次联系，我都对他尊敬、客气，这次我不再对他客气，很严肃，说得很严重（其实我也是装的，他要真不给，我还得再找法官，最多申请处罚他，法官又要吼我还不一定同意继续调取），这结巴还就被我吓到了，同意给了。我让朱某赶紧带着图纸先走，下楼出去再等我，免得这结巴又出什么幺蛾子，我留下来去跟托管的人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再走。

       这份图纸，与我们电子版是一样的，有载明了“幕墙节点”这一页，而且，朱某作为专业人员，他能看懂，“幕墙节点”这一页上的每一个节点标注，对应钢结构部分，是一一对应的，而这部分也正好是A公司举证里有的。

        这一次庭审，小王没有再哭，也没有要跟我一起去死，而是在我打开大大的图纸给法官解释的时候，她站过来，帮助我把图纸整理整齐。我们整个过程没有说话，但是我想她已经明白了，我不是她律师讲的在拖延时间。

        四、结局

        结果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法官支持了幕墙的认定，A公司存在超资质发包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伍某不再认可240元/天的证言，钟某也改称自己是300元/天，我们又没有其他证据，没有认定赵某的分包，我们都知道认定他也没钱，所以他早已不是重点）。我知道这个案子他们法官也讨论过多次。

        A公司当然要上诉，但没想到男律师还上诉了，理由是有些金额少了（真的是浪费小王的救命钱）。二审，男律师对尹律师的上诉意见仍然是说不出一句理由，反正就是A公司有错。我仍然和尹律师针锋相对。庭审完，法官，尹律师、我，我们留下来在沟通，尹律师说我在帮小王要拴住他们国企这棵大树，但男律师不领情。说我们庭上吵，庭下很友好。我说是的，Z公司注销了小王一分钱也拿不到，A公司担责任，他们下半辈子才有着落，但是这个男同行，我真的第一次这么看不起同行。。。法官说：我看明白了。他又说：真的啊，这到底是不是幕墙啊，我要找专家去看看.......

        二审最终还是维持了判决。终于尘埃落定，减损了140余万元（算下来朱某只需要再出5万余元），朱某也松了口气，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再到A公司去沟通后续付款事宜时，法务部对我们提出的我们之间五五分，之前的工程款一起付给小王，我们只补差价5万余元也完全同意。他们明白，连带责任，意味着即便我们这方不出一分钱，也可以一百多万全部从他们账上扣划，这就是连带责任，对外不对内。只是他们需要内部结算流程，得让消失的李某回来算账，就算李某不回来也要想办法先算账。走的时候他们法务经理说，尹律师说我太厉害了，既要对朱某负责任，又处处考虑伤者。我说我和尹律师庭上吵架一样，庭下已是朋友，吵完了一起回家（有一次尹律师限号，才知道我们住一个方向，她搭我车回来）。

        这个时候消失的李某出现了，还带了王某和王某的律师，原来李、王二人是合伙的。这个律师一来就提出不同意五五，他说不合理，朱某应该大部分责任，还说人家伤者伤这么重怎么怎么。。。我问他：你现在知道人家伤这么重啦，过去打官司的3年你们去哪了？然后我告诉他：五五抵扣工程款，除此之外，你爱咋咋的。挂了他电话。

        然后我把这个告诉尹律师，尹律师同问：过去3年去哪了？加了一句：真的是恶心这种人。

        事到如今，终于算是结案了，很痛心，男律师的不负责任，导致伤者多走了2年冤枉路，更由于他的不负责任，起诉计算方式不对，导致最终总金额少了20多万，这一点我还不敢跟小王讲。在给小王买衣服那次，我试探问了下小王，男律师好像是5%的风险提成，而且案子耗时2年以上是8%。我真的无语，我要怎么给小王解释，她不请律师都能赔一百多万，5%还是8%走走过程就可以捡的，我又怎么给小王解释，这种等的救命钱，更应该最大利益化，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价值，才是最大利益化。。都没说了，我为她，也尽力了。

        当初为了保护自己签的合同，二审下来后，朱某也付了我律师费，而我主动给他少了三分之一，我知道，他也不容易，我收的也够了，理解和信任最重要。我没有告诉他，二审的时候，小王拿出几张票（近1600元），是男律师一审给她漏掉的，如果二审要处理，案子只能发回重审，这一发回起码要迟1-2年，小王不想漏掉1600元，更怕推迟1-2年，决定不了。我告诉小王，等案子结了，我自己给她处理这笔钱。

        没有人知道，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我都把自己走成了单亲妈妈，在最后的几次庭审时，我还着急接不了小宝放学，在他们面前我还是那个打赢了官司的律师。但是想起小王，我还是觉得，我已经足够幸福，我有小宝，而且我们都身体健康，我们安好，便是晴天。有一次，我试探问过她，有什么打算，她说不会离开钟某一家的。我祝福她！

        一气写完，未作修改，可能还打错了很多字，望谅！

                                                                                                            詹燕，202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