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碣铭》载王通平生凡“四召而不赴”。《世家》记仁寿三年(603)通至长安见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或为应举天下士之诏,或出自主动,非专门徵辟。“文帝闻其《东征之歌》而伤之,再徵之,不至”,此实为隋室对王通之第一次徵召。《世家》所记“大业元年(605)一徵,又不至”,为第二次。“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为第三次。大业“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为第四次。是共计亦为四次徵召而不赴。
《文中子世家》:“仁寿三年……文帝闻而伤之,再徵之,不至。……大业元年一徵,又不至。……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中说?事君篇》:“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文中子世家》“公卿不悦”一语,首先即指权臣杨素。按隋史,文帝晚年逐渐昏聩,晋王杨广与杨素密相勾结,构陷太子勇、蜀王秀,实质是杨素协助杨广夺取皇位继承权,进而夺取皇位。杨素等公卿不悦王通及其《十二策》,是自然的事。王通《东征之歌》“皇之不断”一语,直言对文帝之亲身观感,是对文帝不能决断并不能用贤所下之断语。次年仁寿四年(604),杨广伙同杨素谋杀文帝,杨广即皇位,是为炀帝。文帝不能明断,终于身死杨广之手,遂正如王通“皇之不断”之断言。《中说?事君篇》载:“或问杨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则是王通对杨素之亲身观感。由此以读《中说?天道篇》所载王通语:“悠悠素食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可知王通仁寿三年长安之行以后,由于切身的认识,对于昏暗无道的隋室君臣已完全不抱希望。这是了解王通从此隐居不仕、讲学传道的关键所在。
杨广当了皇帝后,作恶多端,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