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碣铭》载王通平生凡“四召而不赴”。《世家》记仁寿三年（603）通至长安见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或为应举天下士之诏，或出自主动，非专门徵辟。“文帝闻其《东征之歌》而伤之，再徵之，不至”，此实为隋室对王通之第一次徵召。《世家》所记“大业元年（605）一徵，又不至”，为第二次。“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为第三次。大业“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为第四次。是共计亦为四次徵召而不赴。

《文中子世家》：“仁寿三年……文帝闻而伤之，再徵之，不至。……大业元年一徵，又不至。……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中说?事君篇》：“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文中子世家》“公卿不悦”一语，首先即指权臣杨素。按隋史，文帝晚年逐渐昏聩，晋王杨广与杨素密相勾结，构陷太子勇、蜀王秀，实质是杨素协助杨广夺取皇位继承权，进而夺取皇位。杨素等公卿不悦王通及其《十二策》，是自然的事。王通《东征之歌》“皇之不断”一语，直言对文帝之亲身观感，是对文帝不能决断并不能用贤所下之断语。次年仁寿四年（604），杨广伙同杨素谋杀文帝，杨广即皇位，是为炀帝。文帝不能明断，终于身死杨广之手，遂正如王通“皇之不断”之断言。《中说?事君篇》载：“或问杨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则是王通对杨素之亲身观感。由此以读《中说?天道篇》所载王通语：“悠悠素食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可知王通仁寿三年长安之行以后，由于切身的认识，对于昏暗无道的隋室君臣已完全不抱希望。这是了解王通从此隐居不仕、讲学传道的关键所在。

杨广当了皇帝后，作恶多端，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