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现代性：巴陇锋作品浅论
马聪敏
甘肃籍青年作家巴陇锋作品呈现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通俗现代性。所谓的“通俗现代性”，是指巴陇锋作品中所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表达策略。即一方面不游离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精英小说的启蒙特质，另一方面又不采用高调的高高在上的启蒙叙事的形式，而是以底层知识分子的视角，充满了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和谦卑而低调的姿态，通过通俗的具有类型特点的形式，展开的具有现代性想象力的叙事。
《永失我爱》，当然，这部作者目前为止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虽然《云横秦岭》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但在我个人看来，《永失我爱》是一部被一个类型化且媚俗化的名字而遮蔽的作者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代表作）一方面带有个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感悟，对西部小镇上底层知识者的颓唐、孤独以及可笑的尴尬处境等严肃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又用带有传奇和浓郁民间色彩的叙事，对90年代末西部小镇上底层知识者身边的生态系统做了现实的，甚至因为民间叙事的色彩而显示出的通俗的奇情化的描写。例如底层知识者掣肘于金钱的尴尬境遇，底层知识者在最不现代化的西部小镇所面临的科学与迷信，金钱与信仰，固守与出走，等等的困境。总之，启蒙者的思想世界和世俗生活世界的互补，使得巴陇锋小说作品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相对统一的美学模式，即通俗现代性。鉴于以往的研究中，对巴陇锋作品中基于精英主义的带有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色彩的多重意蕴有所阐释，这里不再赘述，而是对巴陇锋作品所表现出的通俗现代性的“通俗”做如下解释：
孔庆东先生总结出的通俗小说“与世俗沟通”“浅显易懂”“娱乐消遣性”三个特征。在笔者看来，巴陇锋作品的“通俗现代性”的通俗首先表现在——
（1） “与世俗沟通”即是否贴近社会，是否书写的是“今社会”，是“新传统”。 通俗小说不要求表现出什么深刻的哲学思想，却要求表现社会问题。通俗小说的经典体现在能够敏锐地掌握社会问题和社会情绪，并能够生动地表现出来。不论是以“西部大开发”“香港回归”为历史背景的《永失我爱》，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书写背景的《丝路情缘》，都密切地关注着时代的脉搏。而以描写民国时期西安城史的《云横秦岭》，以及新作《奔向延安》，都是在具有明确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下进行的“新传统”的叙事。
（2） 与流行和畅销等大众文化社会的市场化标准相联系的创作前提。显然，在叙事日新月异的今天，做到简单的“娱乐消遣性”，已经无法完成“市场标准”下文学的生产力需要了，“通俗”，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下，便自然地与作品可能具有的传播力和流行潜质紧密相关。，在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五魁》《美穴地》等中短篇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进入２１ 世纪之后，贾平凹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长篇小说，但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只有《高兴》一部。其他西部作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新作不断问世，搬上银幕的却不多，像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杨志军的《藏獒》，雪漠的《大漠祭》《猎原》，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农历》等，都还没有进入影视改编的视界。影视改编数量之少，严重制约了西部小说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巴陇锋，一方面是作家，但更是编剧。其小说写作的脉络，一直与影视剧写作的脉络紧密交织。从《永失我爱》已经能看到作者画面感强，对话多，细节丰富，通感力强的叙事特点，而这样的叙事特点与影视剧创作的“可视觉化”是紧密相关的。今天， 细读《永失我爱》，可以在其中发现很多具有影视改编潜力的段落，而第103页志丹中学的老革命炊事员余有功的故事与话剧及电影《驴得水》的故事如出一辙。
（3） 在模式化和类型基础上的创作“趋新”。“浅显易懂”在今天已经无法完成创作上的“趋新”，模式化和类型基础上的的翻新才是“通俗”能够行之有效的创新力标准。通俗小说是模式小说，去掉了模式也就去掉了类型，也就没有了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创新不是重新制定模式，而是对既有模式翻新，在既有模式中重新组合新规则。巴陇锋的小说作品都有爱情的类型框架。从《永失我爱》中的路明和芬，《云横秦岭》中的秦岭和亦菲，到《丝路情缘》中的东干族女孩和她的爱情，并且在每一部作品中，作者都试图增加适当地类型因素，如《云横秦岭》中的谍战、动作因素，《丝路情缘》中的爱情、青春、歌舞等元素等等。
鲁迅曾形容骑在墙头的人，想着左边也安全，右边也安全，但终究是不能的。“通俗现代性”的危险便在于此 （end）
作者简介：马聪敏，女，1979年出生，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