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能否赶超，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套适合国情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持续不断的推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经济缺失，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培育各项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角色也需要继续调整。
但是强调政府的作用绝对不是鼓吹计划经济。比如苏联的计划经济，第一只有计划，否认市场和价格机制；第二是封闭，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有点像现在的朝鲜？？）。
地区间竞争
分散的工业体系与乡镇企业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我国政府掌握大量资源，还能影响资源分配，引入竞争机制的方式有两种：
- 以中央政府为主，按功能划分部委，即“条条”。
- 以地方政府为主，设定经济发展目标后，放权给地方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搞地方竞争，前提是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基础不能相差太远，否则资源会迅速向绝对优势的地区聚集。我国由于1964年开始“三线建设”，导致改革开放初期有工业分散分布的特点。这种分散分布的工业知识和体系，为改革后当地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乡镇企业不仅生产满足当地需求的轻工业品，也与国企联营进入复杂生产链条中，积累了生产技术与知识。
分散的乡镇工业企业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培训农民成为工人。而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就是把农民变成工人，在“离土不离乡”的条件下培训大量农民成为工人。
这种分散的体制，以整体的市场经济体系角度来看，是低效率的。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是需要改变和适应的。一个持续的改革，需要有缓冲和适应的阶段和资源，。如果从理论模型角度看，“缓冲”是“扭曲”，是“资源错配”，因为没有实现最佳资源配置。但实际上，如果真的一纸公文粗暴的改革，那么只会引起动乱，或者国家政府没有执行力来推动。
地方官员评价机制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关键一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评价地方主官，并将这种评价纳入升迁考核。地方政府官员和市场竞争的差别有三：
- 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
- 市场竞争通常是正和博弈，但是官员升迁是零和博弈。
- 市场竞争通常是长期竞争，但是地方官员任期有限。
这三个差别加大了竞争代价，也可能滋生腐败。此外，政府不是企业，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从“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政府发展是一个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泽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国家越富裕，则横幅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瓦格纳法则”。
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的财税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在考察分析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财政活动后，以“瓦格纳法则”的方式预言：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进步，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数量和所占比例一定会呈内在扩大的趋势，公共支出因此将不断增长，政府职能的扩大与国家所得增加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和经济发展，就要求保证行使这些国家职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日益充裕。事实正是这样，瓦格纳认为“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情况“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经费增加的统计上，雄辩地说明这一点”。瓦格纳还认为只要符合国家职能的要求，即使出现暂时的财政不均衡也无妨：利用公债举办公共事业是可行的，条件是它将来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19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瓦格纳在对许多国家公共支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一著名的瓦格纳法则。
比如法治能力，保护产权理论上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但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是同步发展甚至滞后发展的。因为立法很容易，但是执法和审判的能力可能很弱，那法律就是一纸空文，这都需要人和钱。再比如，处理商业纠纷需要大量的律师法官，需要可以追查、冻结资产的金融人士和基础设施。
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为市场运行打造一个基本框架和空间的问题。
从锅放到社会治安，从基础设施到基本社会保障，都要花钱，尤以有效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可是收税从来都不容易，征收和稽查能力也需要长期建设，不断完善。
比如个人所得税，政府需要有足够的能力追踪每个人的收入，核实抵扣项，追查和惩处偷税漏税。在这一点来说，中产阶级承担了比较多，因为低收入人群有国家的政策扶持，而高收入人群有充足的动机和手段来逃税、漏税。正因为个人所得税不易征收，发展中国家的税制和发达国家大都不同。我国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40%），第二是公司所得税（24%），而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不到。这是因为与个人所得税相比，增值税的征收难度小很多。经过“金税工程二期”后，增值税发票的全流程电子化，基本消除了虚假发票问题。而金税工程三期，现已完成，“个人所得税APP”就是这一项目的产物之一，通过这个app也可以明白，这种征税能力需要长期建设。
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政府能力于是成了市场能力的补充和替代。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他缺乏先进国家完善的市场和高效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市场进行保护和干预。
成功的干预比如韩国，初期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企业，同时提倡出口，以国际市场竞争来约束本国企业，迫使其提高效率，随着工业发展逐步降低最后取消保护，最终培育一批世界级的企业。二一些拉美、东南亚的国家队产业的保护难以断奶，形成了寻租的利益集团和低效的垄断。所谓强力政府，不仅在于有能力和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
经济发展初期，需要动员土地、资本等资源来满足社会需要。计划经济可以动员资源，但是无法形成供需的良性循环，生产率也很低。因为我过的恶市场化改革始于满足社会需要。
中国要抢在年轻人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收入分配改革！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已经阶段后，市场经济相对成熟，法治建设基本建立，民间市场主体累积大量资源，市场观念深入人心，此时继续强制将资源向国企、政府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此时需要政府从生产型转为服务型。
政府加大民生支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民众随着国家富强，对民生服务的恶需求会增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和波动会产生事业和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去做缓冲。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目前的土地和户籍改革都承认这种不可逆性。加大民生支出，也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随着工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工业中使用机器的比例会变高，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这个过程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只能靠服务业，而服务业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服务也越来越高，生产投资性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原因有二：
- 工业生产中规模、标准化。二木物业规模较小，灵活多变，本地化要求更多。
- 服务型政府其实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的核心是人力资本，而政府在这个领域上的投入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而不是具体主导某个项目。
扩大民生投入的瓶颈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在分税制改革、公司所得税改革、营改增改革之后，中国缺乏属于地方的主体税种。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无法持续，因此可能的方向是改革税制，将收入向地方倾斜，目前的热点方向是房产税。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议题不是良好的市场机制如何运行，而是逐步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发达国家提高生产率主要靠创新，发展中国家主要靠借鉴学习。但是这两种过程不是泾渭分明，发展中国家随着发展阶段的深入要逐步提高创新的重要性。
很多发展中国家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资本累积的方式、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汇率操纵、金融抑制等。但是执行和贯彻的方式，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动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
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决定了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边界，就拿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说，表面上看是工业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但是深一层，是农民转为工人和市民的问题，是一个演变过程，各国差别巨大。对于中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
另一个例子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冲突。支持自由贸易的理论几乎是经济学中最强有力的逻辑，但是具体和现实结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只要学过经济学，就知道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整个国家得益。但是整体得益不是每个人得益。理论上来说，受益方分出利益给受损方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又复杂的政治博弈。虽说平均值变好了，但是受损的人的生活和痛苦和平均值无关，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反抗，这就是保护主义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