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猎、游牧、农耕及工商业是递进的生产力模式，后者兼容前者。中国古代生产力演进超前，很早就确立了农耕式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进而在文化上也形成了农耕文明。
在春秋战国时游牧与农耕生产方式并存，既有秦霸西戎、义渠，北狄建中山国这种游牧变农耕的演进，也有北狄、西戎向北建立匈奴这样的转以游牧为主的演进。
但秦建立后，农耕生产力模式成为立国基础，农耕文明以家、国为理念成为价值主导方向。因而以农耕为主的地域通过郡县制整合为一体的政权与以游牧为主的北方草原地区政权形成了对立，强势的农耕文明政权以消灭草原游牧政权为任务，通过内迁、内附等方式处理游牧政权，但随着西晋八王之乱及南北朝乱世，证明这种方式存在弊病，进而转化为隋唐时的羁縻及都护制，通过文明的互通进而促进了以游牧、渔猎为基础的辽、金政权崛起。
以游牧、渔猎为基础的政权在整合族群上也做出了不同的努力。像鲜卑族拓跋氏的代-北魏从大兴安岭发展到蒙古高原，进而入主华北平原，生产力方式从渔猎转游牧再转农耕，这种自发性的递进发展，甚至抛弃旧有模式（譬如鄙视鲜卑支系发展而来的柔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因缺少兼容性酿成了六镇兵变之祸。辽在处理不同生产力模式族群的统治方式上建立了南北院分治模式，可以说是很好的解决了农耕、游牧共存政权的统治问题。后期的元、清也或多或少的沿袭了分治的治国理念，促进了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但也囿于己见及华夷之辨在政治、文化上趋于降维，压制了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而五代十国后的宋朝由于治国理念中崇文抑武，偏安一隅也就没有统筹不同生产力模式族群的需要了，甚至是有意的放弃（如弃西夏征讨之地，弃广源州）；明朝则以卫所制处理游牧、渔猎族群，前以征伐，后归于互市，没能吸取前朝经验，治理模式趋于简单，回归汉朝模式。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以农耕为基础的王朝在处理游牧及渔猎族群方面有内附（汉）、都护（唐）、羁縻及改土归流（明）等政策，而以游牧为基础的王朝或列国则以分治为主（辽的南北院制，清的旗辖、土司制）。这些制度反映了古人对于不同生产模式族群共存的统治方式的探寻，不过由于帝制集权制度的劣根性都没能坚持长久。
在工业革命后，工商业主导的近现代社会，倒是强力地推动了各生产力模式族群的整合，虽说也存在民族宗教方面的影响，但新中国通过合理的政治架构及政治文明有效推动了不同族群的发展，形成了和谐统一的中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