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需要军队的保卫，特别是在帝国新开辟的疆土和游牧，农耕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的区域，但是中央的驻军不可能总是能够那么及时的调动应战，遥远的距离，战争动员和后勤保障，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的问题需要依靠自己解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一直是一道摆在历代王朝前的必答题，无所谓对错，只有适合，放权，意味着地方势力做大，到一定时期之后或者中央大权旁落，或者走入内乱深渊，收权，意味着对地方的自我动员能力的彻底锁死，自此之后中央政权将背负无法承受的负担。所以我们看历史，宋代之前，让中华文明感到恐惧的大多是内乱，即使是五胡乱华，也是内乱引入蛮族势力失控导致的恶果，而到宋代之后，内乱已停，整个社会的地方自治成为一潭死水，中央政权一旦崩溃，天下往往传檄而定。
在三国乱世，领兵的多是地方上的长官为主，比如董卓当过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务，而刘皇叔最喜欢别人叫他刘豫州。两汉交替之际，惨烈的战争使得国力严重受损，地方豪强势力趁机做大，这是整个东汉都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原先作为巡察官员的刺史，变为常设官职，拥有了统御一州民力、物力、军力的权力，有了地盘，才能有实力发展军力，而那些没有地盘，光有军马的人往往最先败亡，比如寿春的袁术同志。
刺史领兵原本是东汉末年为了镇压各地民变和入侵不得已的举措，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小农经济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容易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在这个地区中一切维持生存的资源都能够自给，因此往往也很容易出现独立的情况。关起门来当土皇帝，至于外界的事情，暂且不管。
所以，西晋统一全国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要削弱地方的军力，武帝借口四海归一，废除了兵役，同时想要废除的，还有刺史，也就是各省省长们上马打仗，下马管民的局面。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地方需要一定的武力以自保，这种客观要求和地方士族拥有的庞大的准军事力量的现实，文武分制，是三国之后中国的一个特点，军事官员只管军事，而文官只管民政，这无疑是中国当时领先世界的一个新的政治举措，罗马还依赖于地方总督对于皇帝的效忠这薄弱的统一联系，如果总督拥兵自立，中央衰微的话，内乱随时而起。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直存在，中央从技术上永远不可能控制住地方的每一个举动，而且过多的控制会使得地方缺乏活力和应变能力，在灾难发生时候缺乏自救的能力。而如果不控制，地方势力做大之后，就有倾覆中央的危险，因此，晋武帝很快就做出了影响后世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