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党锢之争1——东汉气运将尽
东汉自汉光武帝起提倡儒术，崇尚节气，致使这一现象蔚然成风。后汉之人，大多以名节相尚，汉朝选拔官员的制度也是通过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通过地方郡国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各地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到中央，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这些士人除了在朝为官，还有部分在野的，当时的章句训诂经学已经不能满足太学生们的求知欲，加上政治状态对大部分人的刺激，他们把兴趣转移到政治问题的讨论上来，可见当时的言论自由已得到相应的发展，这种政治的批判逐渐成为了东汉的一种政治力量——清议，其中以首都为中心的太学便是清议的重心。
朝廷当中若遇到重大决策，有时候也会征求这些太学生们的意见，因此他们的言论，愈加成为政治主流。当时对东汉末期清议风气影响最大的即为李膺，天下的学生以他为楷模，凡能受到他的赏识，接见的太学生都自认为“登龙门”。
清议之风形成政治力量必然会受到另外一些政治群体的攻讦，这些群体不是别人，也正是清议弹劾对象——外戚、宦官。
当然清议最开始的攻击对象不是宦官，而是气焰嚣张的外戚群体。和帝时期外戚与这些士人因为互相攻讦而发生冲突时有发生。到了桓帝时代，以梁氏为代表的外戚群体覆灭之后，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清议的攻击对象便由外戚转移到宦官身上。
桓帝时期，以士人组成的太学生有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当中以郭泰、贾彪为首，他们与当时的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联合起来，一起主持操纵清议。李膺更是借着职权之便，对一些不法的宦官进行制裁。这大大地影响到了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当时遍及各地的宦官子弟亲党，有危害地方百姓的，也会被当地公正的地方官所惩治。
但是士人和地方官制裁的毕竟还是少数的附庸在主要阉党麾下的不法分子，而对于受到皇帝庇荫的中常侍内朝官，外朝的权利是不能限制制裁内朝官。这就很尴尬了，何况这些中常侍每日与皇帝相伴。两大群体日日攻讦，已经到了一触即燃的局面。
所以到了延熹八年（165年），中常侍张让弟朔为县令，因为贪污被李膺所杀，张让对此事非常愤怒，加之桓帝对李膺擅自动杀刑也大为不满。次年，另外一位阉党张成，教子杀人，经过周旋求饶于桓帝，得到赦免。但是一根筋的李膺再一次擅作主张将其处死。这群宦官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使人联合上书告李膺和太学游士及诸郡生徒，结党营私，讪谤朝政。桓帝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与朝臣杜密、陈翔、范滂等两百多人皆被捕下狱，躲过一劫大陈蕃因上谏书而被免职，也难逃一劫。
到了167年，也就是李膺入狱的第二年，桓帝后父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婿，均不断上书请求宽贷李膺，加之李膺本身在全国士人中被尊为楷模，宦官考虑到这群士人的庞大超过宦官群体，势必会发生流血事件，也奏明桓帝赦免这些入狱的士人。于是桓帝下诏赦免党人之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毕竟结党营私将会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故将党人放归田里，禁锢终身。
“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后汉书 党锢列传》）
这就意味着李膺等人不仅被罢免归田，而且由此记录在国家档案之中，相当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这就是东汉的第一次党锢之争，在这场政治风波，权利之争，生死较量中，宦官拔得头筹，赢得了第一场斗争。而接下来这场，士人却让自己输得彻彻底底，荡然无存。第二次党锢之争，便是以李膺主要营救者窦武为首的党人对宦官群体的大肆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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