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1246年—1302年），字伯机，号困学山民，祖籍渔阳（今北京蓟州）。
元代著名书法家、诗人、藏书家，官至太常寺典簿、扬州行台掾。与赵孟頫并称“元初二巨擘”，其草书雄强奇伟，开一代风气。
1246年，鲜于枢出生在一个正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他的祖籍在北方的渔阳，家族中流淌着慷慨豪迈的燕赵热血。少年时代的鲜于枢，长得异常壮硕，性格豪爽，完全不像那种弱不禁风的南宋遗民文人。这种先天的“阳刚之气”，成了他日后书风的底色——即便是在最婉转的草书转折处，你也隐约能感受到一种折不断的骨力。
由于父亲任职的关系，鲜于枢随家迁居扬州，后来又长期客居杭州。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北方的雄浑性格遇到了江南的笔墨传统。在西湖边，他并未被那种缠绵悱恻的烟雨所同化，反而像是一个观察者，试图在古人的残碑断简中寻找一种失落已久的“大唐气象”。他自号“困学山民”，这“困学”二字，藏着他无数个深夜对着孤灯、临摹魏晋真迹的寂寞。他不是天生的天才，他是那种用北人的笨功夫，硬生生把南人的灵气撞出来的苦修者。
鲜于枢书法的核心机密，在于他的“执笔法”。在元代，许多书法家为了追求极致的平稳，往往采用靠腕或枕腕的方式。而鲜于枢却极其推崇“悬腕”。他认为，只有手臂完全悬空，全身的气力才能通过肩膀、肘、腕，最终汇聚到那一点笔尖之上。
笔意临场感：
看鲜于枢写字，如看公孙大娘舞剑。他站在长案前，气沉丹田，笔尖触纸的一瞬，仿佛能听到纸张的呻吟。他的草书（如《进学解》、《透光银瓶歌》）线条极其圆劲，像是一根根拉满的弓弦，随时准备破空而出。他特别擅长利用干墨与湿墨的剧烈对比，在那焦枯的笔痕中，蕴含着一种苍凉的力感。
这种风格，与赵孟頫的“妍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赵孟頫的书法是春日里垂柳依依的西堤，那么鲜于枢的书法就是大漠深处滚滚而来的风沙，带着一种不加修饰的、粗砺的美感。他成功地将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精神，在元代这片崇尚复古的土壤上复活了。
在元代书坛，赵孟頫是公认的盟主。但鲜于枢是唯一一个能在他侧翼并肩而行的人。两人交情极深，既是酒友，也是艺坛的知音。赵孟頫虽贵为皇亲国戚，但在鲜于枢面前，却总带着一种对“真性情”的敬畏。
赵孟頫：追求极致的法度、匀称、温润，如谦谦君子，无一处不妥帖。
鲜于枢：追求极致的气势、奇险、豪放，如醉酒壮士，无一处不真率。
这种对比，其实反映了元代文人内心的两种面向：一种是向环境妥协、在规则内求完美的优雅；另一种是保持自我、在墨池里发泄狂野的倔强。赵孟頫曾感慨，每当他觉得自己的草书已经达到顶峰时，回头看看伯机的字，总觉得少了那股子“生辣”劲儿。鲜于枢的早逝（56岁），让赵孟頫悲恸不已，他晚年曾反复临摹鲜于枢的作品，这不仅是对友人的怀念，更是对那种他自己无法达到的“狂飙精神”的追寻。
除了书法，鲜于枢在当时还以“眼力”著称。作为太常寺典簿、大学士，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皇家和民间珍藏。他是一个疯狂的古玩爱好者，他的寓所“困学斋”里，堆满了唐宋的名画、商周的青铜器。他常与邓文原、赵孟頫等人聚在一起，鉴赏这些穿越千年的宝物。
这种鉴赏家视角，让他的书法带有明显的“金石气”。他能从一个破碎的石碑拓片中，捕捉到那种斑驳的质感，并将其融入到草书的转折中。他不仅是一个写字的人，他是一个文化的翻译官，将古老的、厚重的历史触感，通过轻盈的毛笔，翻译成了纸上的线条。他的诗作也同样简洁有力，不尚雕琢，正如他的人，有一种不屑于修饰的坦荡。
评价鲜于枢，离不开一个“真”字。他在政治上并无太大野心，官职也不高，这让他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纯粹的艺术状态。他的笔下没有那种阿谀权贵的媚态，只有对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他“得”到了书法艺术中最难得的——那种超越技巧的原始生命力。
但对于中国书法史来说，他的“失”在于寿命。56岁的他正处于艺术的变法期，如果再给他二十年，他或许能将那种狂放的草书与严谨的楷书融合得更加天衣无缝，甚至可能取代赵孟頫成为新一代的审美标杆。他的过早离世，使得元代书坛在随后的一百年里，几乎完全倒向了赵孟頫的“妍美”一侧，而丢失了他这种宝贵的“雄强”基因。
1302年，鲜于枢病逝于扬州。他走的时候，手中或许还握着那支让他悬腕一生的笔。他的一生，就像是他最擅长的那笔长横：起笔沉重，行笔迅疾，收笔时带着一抹耐人寻味的飞白。
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进学解》时，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喷薄而出的力量。在一片如丝绸般柔滑的元代书作中，鲜于枢的字就像一块突兀的礁石，倔强地站在那里，任由时光的潮汐冲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