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屋在老家乡下，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是当时村里建得最早的一批红砖房（那时绝大部分家庭都是土砖房）。听妈妈说建这个房子时可不简单，并不是因为它的豪华气派，而是在经济极其困难，爷爷奶奶还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从打基脚放炮打石头到打砖烧砖、制玉制板、到修沟砌堤，点点滴滴都是父亲母亲从无到有，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硬生生地扛过来的。需要人手的时候为了省钱，那都是母亲把自己娘家的弟弟、侄儿请来帮忙，凝聚了说不出的辛酸和汗水。那时的我还小，没什么记忆，不知道其中的艰难。但在父亲母亲的心里，那是他们这辈子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双手垒起来的家，不容易。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勤俭持家，纯厚善良，隔年便添置一些时髦家具，把家里宽敞的房屋收拾得干净漂亮，村里的男女老幼都喜欢来家里或玩牌，或看电视，好生热闹。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因邻居小孩在家里玩火生事，一场大火把我们的家烧得无剩无几。那时我虽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切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对父母亲的打击有多深刻，但我看见母亲的哀怨，父亲的愁容，我和弟弟都不敢大声说话。
后来，村里的同龄人都早早地辍学外出打工，不时看见邮递员往村子里各家送汇款单，左邻右舍的经济条件都在悄悄改善。而我和弟弟俩却挨个上高中、上大学读研究生，为了筹集我们的学费开销，母亲更节省了，父亲更忙碌了，父亲除了垦荒种地还在村里担任村干部数十年，为了基金会的存款多一点，三天两头往村民家里跑，里里外外默默无闻地工作劳作，农忙时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经常为村民处理事务、调解纠纷到深夜，父亲母亲之间也常争吵干架。放假回家，看见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楼，以往村里最困难的家庭都住进了新房，父亲的老屋却略显老旧。
毕业后， 我们姐弟俩先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将父母亲接进城，让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亲不再披星戴月，含心茹苦。弟弟成家后，爷爷奶奶也不在了，为了照看孩子，父母亲丢下那几亩地住到了城里弟弟的家。为了适应城里的生活，常鼓励他们同小区里一般老头老太太打牌、跳广场舞。尽管如此，电话那头也能听出他们恋家的心声。每年清明或节日回老家一趟，父亲乐得跟小孩一般，村里村外走了个遍，几天下来不想回城。我自然知道父亲舍不得他的老屋，舍不得那里的一草一木。
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在医院里我和弟弟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病危时，我哭着恳求医生想办法让父亲回到他的老屋，医生告诉我们，来不及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座老屋，对父亲来说有多重要，不管多旧多老，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深夜里，我找来了救护车，我坚持一定要送父亲回家。从城里到老家走高速也需4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胆战心惊，我们一边与父亲道着家常，一边感受着他微弱的生命体症。我知道父亲是有意识的，他知道我和弟弟是送他回家，我看到了他嘴角的笑容。父亲凭着坚定的信念，终于顺利回到了老屋，在自己操劳了一辈子的家里安心地走了，我知道他是知足的。
收拾老屋操办父亲的丧事，看见屋里的一角一落、一桌一椅，一床一柜，眼里浮现的都是父亲的身影，这里的每一样物件都饱含父亲的辛劳和汗水。虽然墙面日渐斑驳，地面坑洼不平，在旁边新房的映衬下显得老旧沧桑，在以往我们姐弟的眼中也无足轻重，但在父辈的心里早已超出一座房子的意义，那里承载了他们一生的记忆，有辛酸、有欢乐、有骄傲。
保护好老屋，那是对父亲的怀念和敬重，对母亲的照顾与宽慰，同样，对于我们姐弟，也是一份寄托与安慰。
